「文字」发现幸运岛 [♫] – 刘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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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站在北极,你的四周都是南方。

我再次见到李经纬是在五年后。其时天色已晚,街道亮如一串项链。我独自一人,冒着十一月的寒风,走街串巷,在一个拐进去几乎拐不出来的胡同里,找到那家名叫“湘忘江湖”的饭店。

李经纬还是老样子,留着板寸,戴着黑框眼镜,浑身散发出一股浊重的油墨味。他的衣服虽然换了,但袖口依旧没有逃脱被磨成毛边的命运,可以想象这五年来,又有不少书喂给他那双袖口了。他坐在我对面,神色忧郁,想说什么但欲言又止,直到穿着藏青制服的侍者端来饭菜之后,他才仿佛借了那侍者的胆,鼓起勇气说:“我见到那本书了。”

我有些惊讶,尽管在接到他电话的时候,我就隐隐猜出是这件事,但当面听他说出来,还是具有不打折扣的震撼效果。

“你把它偷出来了?”

“不,”他说,“但我见到它了。”

那本书叫《发现幸运岛》。我第一次听说它,是五年前在B市读大学的时候。那时我选修了一门地理课,任课教授是一位姓林的老先生,面色蜡黄,骨瘦如柴,颏下那部山羊胡随着他嘴唇的开合而上下抖动。有一回,他讲到北极圈,视线越过镜框上方,郑重其事地说起这本书。他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本描述北极圈的书,由一位姓名不详的方济各会修道士所写,书中记录了他探险北大西洋的历程,并对北极的位置进行了推测。可惜这本书后来佚失了,只有吉光片羽传世。老先生讲到这里,就不再讲下去了,但这种恰到好处的留白,比他继续讲下去更能勾起我们的好奇。当时李经纬坐我旁边,瞪着一双失神的眼睛,后半节课的内容,他一个字也没听进去,完全神游在那本书中。没想到五年过去了,他还没有走出来,像一片夹在书中的枫叶。

此刻,他正用他那枯索的手,抓着酒瓶,往我的杯子里倒酒。店里的灯光有些昏暗,照得桌上的饭菜惨无颜色。他在倒到一半的时候,停住了。我盯着杯子里的酒沫,越升越高,像往事一样溢了出来。

我和李经纬是在地理课上认识的。他酷爱地理,从他爷爷给他取的名字来看,他的爱好有其深厚的家学渊源。他能把整张世界地图背下来,包括每个国家的形状和颜色,譬如:中国,鸡,粉红色;日本,海马,绿色;伊朗,草帽,浅红色;澳大利亚,牙齿,暗黄色;意大利,女靴,浅红色。遇到不好形容的国家,他就用手指在空中比划,连边缘的凹凸情况都描绘得一清二楚。他是真正胸藏天下的人,我想。即使给他蒙上眼睛,从飞机上扔下去,他也能凭借记忆爬回自己的祖国。更厉害的是,无论身在何处,他可以指着自己的脚下说,假如从这里挖下去,他会到达地球另一端的哪个国家哪片海域。这在地理学上叫做“对跖点”,如北京的对跖点是内格罗湖畔,上海的对跖点是萨尔托,西安的对跖点是圣地亚哥。

“你可以想象在这个世界上,活着一个和你相反的人,他就是你的对跖点。”有一次,李经纬像喝醉酒似的,怪里怪气地说。

李经纬喜欢泡图书馆,除了上课和睡觉,吃喝拉撒基本都在馆里解决。在图书馆的西南角,有几列历史地理类的专架,位置冷僻,无人问津,李经纬额头发亮地夹在它们中间,弓着挪威海岸线的腰,扶着南极冰层般的眼镜,对每本书进行细致入微的考察。那些书所构成的世界有多么深远,我们难以知晓,只知道每次喊他,都要喊好几遍,才能引起他的注意。他抬头的动作异常缓慢,像是忍着剧痛,把自己的脸从书上撕下来,其惨烈程度不亚于一次剥皮的酷刑。

在整个地理学领域,李经纬对极地的兴趣最为浓厚。“当你站在北极,你的四周都是南方。”他说。所有用于划分时区的经线都收拢到了一点,“你可以把足球从今天踢回到昨天。”他认为,在我们生活的纬度上,由于离心力的作用,我们始终与地球保持着拉开的趋势,像吸附其上却有腾起欲望的尘埃。“但在极地,你与地球是最紧密的。”他说,“它整个儿地吸住你,你甚至能趴在冰面上听到它的心跳。”

当林老先生提到那本描述北极圈的神秘著作时,他无法遏制对它的想象。下课之后,他照例钻到图书馆去了,一连数日见不到人影。出关那天,他满脸胡茬,像是从安·菲南德岛跑出来的星期五。

“我查到一些线索了。”他说,“那本书写于14世纪,同时代的一位作家雅克博·科诺耶恩,在他的《旅行记》中做过粗略的记录。”

“现在可以看到这本书吗?”

“不能。”他用近乎残酷的口吻说,“这本书也失传了。”

我叹了口气,一本记录失传的书自己也失传了,这简直就是记录的宿命。

“不过在它失传之前,墨卡托曾翻阅过。”

墨卡托是16世纪荷兰著名的地图制图学家,是地图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人物。我又燃起了一线希望。

“墨卡托在他的私人信件中引述了一段《旅行记》的内容,”李经纬掏出一个快要散掉的笔记本,翻到中间的某一页,用一种悠长的语调念道,“……在这四个国家之间有一个漩涡,漩涡将北方划分开来的四个大海悉数吸纳。海水急速地回旋着,并消失在地球深处,就像有人用过滤漏斗将水倒进去了似的。”

他的声音越来越低,像在模拟消失的海水,最后两个字几乎是无声的。

“就这些吗?”我不满足地问。

李经纬合上笔记本,点点头。

尽管墨卡托写的是第三手资料,但魅力依然不减,这让我们对原著更加充满期待了。一次地理课后,我们拦住了老先生,请求他透露有关原著的更多信息。老先生用凸出的眼珠打量我们,说:“你们真想知道?”

“当然。”我们异口同声。

老先生看了我们很久,说:“那不过是古人的想象,和现实并不相符,北极是什么样子,早有定论,你们回去看地图就行了。”

说完,他做出要走的样子。

“一张地图是画不出北极的,就像一幅照片无法反映一个人的全部特征。”李经纬说。

老先生摘下眼镜,深深地凝视李经纬。过了一会儿,他凑近我们,压低嗓音说:“实话跟你们说吧,这本书就在我们图书馆里。”

这话让我们吃了一惊,因为和之前失传的说法矛盾了。

“不可能,”李经纬断然说,“图书馆里历史地理类的藏书有6768册,其中地理类的占2873册,并没有《发现幸运岛》这本书。”

老先生笑了,饶有兴趣地看着李经纬,说:“记得倒挺清楚。那我问你,这些书你都读过吗?”

“读过一部分。”

“等你都读完了,就能找到它了。”

“可是你之前说,这本书失传了。”我忍不住问。

老先生仰起头,进入回忆状态,缓缓说:“十七年前,我去英国牛津大学做过一次学术访问。访问期间,我经常逛他们的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是一座恢弘的圆顶建筑,馆内充满古典气息,洁白的穹顶,拱形的回廊,一间又一间木制的圆形房间。它模仿了天堂的结构,我第一次走进去的时候这样想。后来我得知,它的藏书量仅次于大英图书馆,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了。那是一段幸福的时光,我每天遨游其间,看到了许多在国内看不到的书。如果全世界的地方让我选择,我会选择在那里终老。有一次,我在里面逛着逛着,突然迷路了,怎么也找不到出口。无论我往哪个方向走,最后都回到了同一个房间。那天进馆的人很少,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我能听到林立的书架后面,有书页翻动的声音,可是见不到人。我想,与其像没头苍蝇一样跑来跑去,不如就待在这个房间,总会有人走过来吧,到时我再跟他们一起出去。这么一想,我就安心了,背着手在房间里踱步,浏览周围的图书。这时我才发现,摆放在这个房间里的,都是千金难求的稀世珍品:《古腾堡圣经》,1215年的《大宪章》,最早的莎士比亚《第一对开本》,以及大量的明清刻印书籍,甚至还有1716年康熙写给罗马教皇的信函。看到这些,我内心的激动是难以名状的,因为它们中的任何一件,都是普通人一辈子也无缘见到的,而我一下子尽收眼底,像吃惯糟糠的乡下人,猛然吃了一桌满汉全席一样。然而看到后面,我才知道这些不值一提。这些书再稀有,也是现存于世、有迹可循的,而我接下来看到的书,都是公认早已失传的古籍:《阿维斯陀》全本,曼涅托的《埃及史》,荷马喜剧《玛吉兹》,姜子牙的《阴符》,华佗的《青囊书》,《红楼梦》的后半部……当然,还有这本《发现幸运岛》。”

“后来呢?”我们听得直咽口水。

老先生清了清嗓,继续说:“我是研究地理的,所以当《发现幸运岛》出现时,我把前面的书都抛到脑后了。我捧起它,小心翼翼地翻开第一页。没过几秒,又翻了一页。接着,我把大拇指压住整个暗黄的书口,从最后一页哗哗地往前翻。是的,我顾不上细读,狂乱的心跳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我当时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先保存它,然后用漫长的余生欣赏和研究。我拿着它跑去复印室,复印室里空无一人。我只好自己动手了。复印完之后,我把原书送回那个房间,打算离开。说来奇怪,这次我异常顺利地找到了图书馆的出口。外面一片明亮,有三三两两、肤色各异的学生,坐在草坪上谈笑。我挟着复印本,快步穿过他们,在那些中世纪风格的建筑群中绕来绕去。回到住处,我把门反锁了,拉上窗帘,拧开那盏欧式复古台灯,在它安详的光线中读起这本书……”

“读到什么了?”

“震惊。”老先生的眼眸闪烁着,“除了震惊,没有别的词语可以形容我的感受。我一页页地翻看着,每一页都让我难以置信。随后,我放下它,发疯似地跑出寓所,跑向图书馆。我的样子估计很夸张,再次经过草坪的时候,那些学生都发出了惊呼。我冲进图书馆,把前台的登记人员也吓了一跳。要不是那段时间我经常去,他们肯定以为我是捣乱分子,当场把我拿下。我放慢脚步,一边整理衣服,一边抛给他们一个绅士性的微笑,然后钻到书海里去了。我又加快了步伐。根据记忆,那个房间与复印室隔着两道回廊和三个或四个房间。我找到复印室,里面站着几个人,在复印东西。继续往前走,穿过两道回廊,再穿过三个房间(一路上人来人往,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在第四个房间,我转了一圈,发现不是。第五个房间,也不是。第六个、第七个,都不是。那天我把图书馆转了个遍,也没有找到那个房间,它仿佛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后来我又找了很多次,都无功而返。直到回国,我就带了这么一本复印件。”

“可是书上到底写了什么?”

老先生摇头说:“返校之后,我研究了一阵,没有任何收获。也请教过地理系的其他同事,都说这本书是无解的。它像一株只适合生长在牛津大学图书馆的植物,一旦移栽到别处,就枯萎凋谢了。我拿回来的只是植物标本。想来想去,我把它捐赠给了学校图书馆,希望有朝一日能被有缘人发现并参透。”

说到这里,他意味深长地拍拍我们的肩膀,然后拿起教案走了。等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尽头,李经纬说:“我知道书在哪儿了。”

“在哪儿?”我惊讶地问。

“贵重资料室。”

“你说的是二楼西北角的那个?”

“嗯,我很早就注意它了。像《发现幸运岛》这样的书,肯定会放在那儿。”

“可它好像不开放吧,我们怎么进去?”

“我有办法。”

那天,我们吃完晚饭,早早地去了图书馆。在二楼西南角,也就是李经纬常年“修炼”的地方,有个靠窗的位置。我们坐在那儿看书。窗外白昼将尽,像电量不足的显示屏,慢慢暗下去。捱到七点半,陆续有人离馆。到八点,基本都走光了,馆内一片沉寂。一个清脆的脚步声,从一楼回旋而上,停住。“还有人吗?”管理员粗犷的声音,在楼房里回荡。没有回应。脚步声又响起,越来越近,像是冲着我们而来。当那道强烈的手电光射过来时,我捏紧了拳头。光柱一闪而过,脚步声远去,随着“咔嚓”的拉闸声响,我们陷入了黑暗中。

我们从厚厚的、像帷幕一样垂到地板的绛红色窗帘后面溜出来,沿着书架向西北角摸过去。书架冰凉,书脊像一排排肋骨。我们像两个盲人,摸着一具史前巨兽的骨架,往黑暗的深处走。

“停。”

我被李经纬的声音绊了一下。

“你在这里等着,我去拿钥匙。”

他走的时候,我全无察觉,只感到周围的黑暗变轻了一些。我倚着书架,留神倾听远处的动静。寂静在我的耳朵里鸣叫起来。过了一会儿,楼下传来拉开抽屉的闷响,应该是很重的抽屉。接着是窸窸窣窣的手指扒拉金属零件的声音。然后又是寂静,漫长的寂静。

“走。”

李经纬的声音突然响起。我跟随他的身影,一个浓浓的人形的黑暗,摸到资料室门口。他掏出手机,借着显示屏幽幽的亮光,把偷来的钥匙一个个往锁孔里试。试到第七个的时候,门开了。我们走了进去。

资料室不大,中间摆了一条长方形的几案,案上空无一物,四壁是银白色的书橱,都用镶着玻璃的柜门锁上了。凑近看时,那些书脊上只有编号,没有名字,看来必须打开柜门,一本本翻开,才能找到《发现幸运岛》了。可是李经纬手上的钥匙,没有一个对得上柜门的锁孔,而他几乎把所有能偷到的钥匙都偷来了。

“你是怎么打开那些书橱的?”我问。

“我没有打开它们。”李经纬呷了一口酒,“事实上,到现在它们还好好关着。”

“你的意思是,那本书不在里面?”

“可以这么说。”

那晚我们一无所获,在地板上睡了一夜,直到天亮开馆,才混了出去。此后,我再也没有找了,一来觉得希望渺茫,二来那毕竟只是一本书,一个地理界的花边新闻、师生间的课外谈资,不值得为之冒险,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那是大三下学期,离暑假只有半个月的时间,所有人都在面临考研还是实习的选择。我也不例外,每天忙于搜集信息,对未来的焦虑远胜于对那本书的兴趣。当李经纬再次找到我,兴致勃勃地向我宣布他的最新发现时,一个哈欠在我的胸口深处悄然成形,并且颤抖着涌上我的嘴巴。我无法抑制这种内在的分心。

过完暑假,我到C市的一家出版公司实习。李经纬则打算考研。整个大四,我只回过几次学校,来去匆匆,基本都和泡在图书馆里的李经纬失之交臂了。从同学口中得知,他考得不错,上了本校的地理系研究生。而我也在实习单位转正,认识了我现在的妻子。我们的性格恰好相反:我内向,她外向,我优柔寡断,她刚毅果决,有点像李经纬说的对跖点。不久,我们结了婚,在C市定居。又过了一年,我当父亲了。一切按照既定的轨道向前运行着,就像地球本身的运行。有时我会想起李经纬,想起他背地图的样子,埋头读书的样子,但很少会想到那本书,它的遥远和神秘,仿佛随着我的学生时代一起消逝了。我的生活变得毫无想象力,它和上下班的高峰、仓促的午餐、孩子的奶粉、妻子的埋怨、半夜两点钟的醒来一样真实具体。可是,在五年后的这个夜晚,当李经纬突然打来电话,说有要事相告的时候,《发现幸运岛》又重新从我飘满油腻的记忆里浮现出来。

“那它在哪儿?”

“就在图书馆,那2873册地理书中,只是我以前没有发现它。”

听到这样的答案,我有些丧气。我们冒着被处分的危险,夜闯图书馆禁地,却不料书就在我们平常触手可及的地方。

“它是什么样子的,你带来了吗?”

李经纬摇摇头。

“那里面写了什么?”

李经纬又摇头,和五年前老先生在我们的追问下只是摇头一样。我闷了一口酒,拿着筷子吃起菜来。桌上摆了三个菜:一个干锅茶树菇,一个农家小炒肉,一个泡椒鸡杂。也不知道是这湘菜馆徒有虚名,还是李经纬的回答让我兴致索然,总之,这些菜没味道。我机械地重复着嚼的动作,像牛在反刍一样。

“那晚回去之后,我一直没有死心。”李经纬看着自己的杯子说,“我总觉得书在那间资料室里。尽管我问过管理员,管理员说资料室里没有这本书,但我还是觉得,书在资料室里,因为其它地方我都找过了,只有资料室里没有找。我在等机会。有段时间,我把西南角的书拿到西北角去读,为的就是盯住资料室,只要有人进去拿书,我就知道钥匙在谁手上了。这样盯了大概一个月,没人进去,我有些灰心了。为了取书方便,我又回到了西北角。那时离考研日期越来越近,我一心想着备考,就把这事搁置一边了。可是有一天,也是巧合,我去一楼上厕所,回来的时候看见资料室的门开了。我小跑过去,躲在书架后面,假装看书。几分钟后,资料室里传来响动,我从书架缝隙看见一个身影走出来了……”

“是谁?”我停下筷子。

“林老先生。”李经纬说,“我当时也很吃惊,但是转念一想,这更加印证了我之前的观点:书在资料室里。我大四没有他的课,难得见到他一次,所以我很快追了上去,喊林老师。老先生还认得我,笑了一笑,问我有什么事。我说,您捐给图书馆的那本《发现幸运岛》,是不是在资料室里?老先生往资料室那边望了一眼,说,不在。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老先生说,还有别的事吗?我说,那它在哪儿?老先生把胳膊朝西南角笼统地一挥,说,就在那一片儿,你会找到它的。说完他就走了。”

“然后你就一直找到现在?”

李经纬点点头,说:“老先生走后,我在西南角那几个书架间走来走去,不知走了多少遍。我对那片儿太熟悉了,随便你说出一本书,我能说出它的左边和右边分别是什么书,但《发现幸运岛》不在任何一本书的左边或右边。也就是说,《地理学》的右边是《大陆与海洋的形成》,再往右是《气候与生命》,再往右是《地球概论》……它们一个比邻着另一个,互为依存,假如把《大陆与海洋的形成》抽走,《地理学》就会与《气候与生命》挨着,再把《气候与生命》抽走,《地理学》就会与《地球概论》挨着——你瞧,没有一本书是独立存在的——而《发现幸运岛》不遵从这样的序列,它既不与另一本书挨着,抽走另一本书,也不会与下一本书挨着。我们无法判断它的具体位置,因为它没有邻居。有没有可能,我当时想,《发现幸运岛》不需要左边和右边,它仅靠自己就能确立自身?”

“不可能吧,”我有些茫然,“一本书在空间上肯定是有左边和右边的。”

“可是珍藏原书的那个房间消失了,它也应该有左边和右边。”

“这……”我舌头打结了。

“房间是偶然的,书也是偶然的。老先生从一个偶然的房间里拿出一本偶然的书,所以他说,发现这本书需要缘分。”

“那你是怎么发现它的?”

“后来我想起了老先生的一句话,不知你还记不记得,那天下课我们拦住他,我说图书馆里没有《发现幸运岛》这本书,他说所有地理书你都读过吗,我说没有,他说,等你都读完了,就能找到它了。就是这句话,我再次想起它的时候,豁然开朗:如果在牛津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个偶然的房间,那么进入它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所有的房间都走一遍;同样,《发现幸运岛》也夹在某两本书之间的偶然中……”

“你是说,为了找出这个偶然,必须把所有的书都读一遍?”

“是的,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大学三年半,我才读了不到800本书,剩下的书,即使刨去大学以前读过的,也要七八年的时间才能读完……”

“事实上你只用了五年。”

李经纬扶了扶眼镜,说:“嗯,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如果没有《发现幸运岛》,我也会读那些书,但花费的时间就长多了。考完研后,我制定了一份严格的读书计划,每天阅读十二个小时以上。由于研究生的课程少,这个时长基本是可以保证的,即使有时因事耽搁了,也能在另一天里补齐。对了,我的研究生导师是林老先生。他那几年身体欠佳,本科的课程都停了,研究生也只带了我一个。我成了他教学生涯的最后一个研究生,我毕业后,他就退休了。”

这有点传承衣钵的味道,我想。

“读研期间,我很少见到他,有什么问题都是通过电话和邮件交流。老先生是个严谨的人,总能一眼看出我邮件里哪个文献数据不对,哪个词语或标点的运用有误,并且在回信的开头就指出来。他经常引导我用想象去解释一些地理现象,比如魏格纳通过冰山漂移的情景,提出大陆漂移说,比如太湖的形成,很可能是天外陨石砸出来的。人的局限性决定了,我们在解释这个世界的时候,不得不动用想象力。科学发展史也是人类想象史。有时我和老先生的讨论会脱离现实的框架,陷入无边无际的想象,像一架动力过大的飞机,随时有冲出地球的危险。那是一种反重力的极端体验,我们在相互激发中,克服了身体无法克服的东西。进入某个学科体系,老先生说,是为了冲出来。我由衷感到,老先生在他教学生涯的最后几年,其实是起着助推器的作用:把自己燃尽,把我往地理学的高空推送最后一程。”

“那——你们有没有讨论那本书?”

“没有,老先生从不和我讨论那本书。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在我硕士论文定稿的时候。当时老先生的身体状况不太好,老犯头晕,看文字有重影,有一次从马桶上起来,直直地栽到地上。他太太和他女儿把他送去医院,刚到病房他就醒过来了,说要回去。医生给他拍了片子,说他的脑血管有堵塞的迹象,建议留院观察一个星期。他不肯,但他的家人都很坚持,他也就勉强同意了。我去探望他的时候,他正斜倚在洁白的病床上,摆出一副随时要走的架势。那天是他女儿在陪护,看见我来了,她悄悄走了出去。老先生拍了拍床沿,叫我坐下。我们聊了一会儿论文的细节。他看上去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头脑很清晰,不仅能快速领会我的意思,还对论文提出了详细的修改意见。我怕影响他休息,几次想结束谈话,但他似乎意犹未尽,捉着我说个没完。也许是住院生活太无聊了吧,床头柜上除了水果、杯子和饭盒,连一本书都没有。末了,我起身告辞,他忽然说,那本书你找到了吗?我愣了一下,没反应过来。他说,没关系,你会找到的。”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那时我已经读了2000多本书,而《发现幸运岛》仍没有出现。不过,我并不担心。它一定会突然出现的,就像老先生突然置身于那个神秘的房间里一样。几天后,老先生出院了,第一时间打来电话,问我论文的修改情况。答辩那天,他也出席了,坐在教室的前排,腰板笔直,目光炯炯,说话中气十足。想起从此以后,他将退休在家,而我将跟随别的导师继续读博,心里很是怅然。答辩完了,我送他到校门口。他问我博士打算读什么方向,我说我想研究极地,他点点头,没说什么。校车来了,他拦住我,叫我不要送了。我看见他单薄的身影,像一张纸片飘进车厢,渐行渐远。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我永远记得那天的阳光、树影和空旷的街道,几只麻雀跳来跳去地觅食,因为那是我和老先生的最后一面!”

我失声道:“你是说老先生他……”

李经纬咬着嘴唇,久久说不出话来。他的手在颤抖。我能看出有一场地震在他体内进行着,但我什么也做不了。

“这是前不久的事。”他试图平静,但声音还是有点抖,“我读完了最后一本书,立刻给老先生打电话。电话是他太太接的。她告诉我,老先生突发脑溢血,已在一个月前去世。我听到后,整个人僵掉了,好像老先生的死亡,在那一刻完整地降临到了我的身上。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许这个消息早在校园里传开了,但我因为沉迷于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直到一个月后,它才像一记重锤落在我后知后觉的头上。我发现很多事情都晚了,来不及了。这五年来,我废寝忘食地与时间赛跑,最终还是输给了死神。但有一件事,我必须证实,即使老先生已经不在人世。我问林太太,二十二年前,老先生去牛津大学访问,是不是带回了一本书,捐给我校图书馆。电话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没有这回事。我说,您再想想。林太太说,他的行李箱是我收拾的,如果带了什么书,我肯定有印象。”

我怔住了。“难道老先生在撒谎?”

“不,他没有撒谎。他的确带回了那本书,并且捐给图书馆了。我是在读完最后一本书的时候发现它的。”

“它是什么样子的?”我发现同样的问题我又问了一遍。

“它没有封面,没有内页,没有文字。一句话,它没有形体。它在那2873册地理书中,却不夹在任何两本书之间。起初,我总想找到它,在头脑里设想它种种可能的样子。正如老先生描述的,那是一个复印本:也许封面粗糙,字迹模糊,版面东倒西歪;也许出乎意料地整洁、大方,比原书更新,更有质感;也许介于它们两者之间。我想到了它每一个可能的细节,它微微磨损的书脊,轻轻卷起的页角,还有老先生翻阅时留下的激动的褶皱。可它没有出现,一直没有出现,即便它在我的想象里已经呼之欲出了。渐渐地,这本仅有外部装帧的书无法满足我了,我开始进一步想象它的内容。想象的依据就在那些地理书中。我读到16世纪墨卡托绘制的北极地图,图上有一个被四个国家围绕的巨大漩涡;17世纪,哈雷提出地球空心说,认为地球有适宜人类居住的内表面,其入口就在南北两极;18世纪,欧拉认为地球内部有一个直径600英里的小太阳;19世纪,西蒙企图组织一次极地探险,未遂;20世纪,美国退役海军拜尔德率领一支探险队,从北极进入地球内部,并据此经历写了《拜尔德日记》。它们和《发现幸运岛》是什么关系呢?有一天,我靠在书架上冥想,忽然翻开了《发现幸运岛》的第一页。作者咕哝式的口吻迎面扑来,裹挟着嘴巴里的热气,像在念一段我听不懂却充满魔力的经文。我试着理解那些闪烁的字句,那些粗线条的、总在关键位置跳过去的描写,结果并不理想,它的晦涩和残缺不齐仿佛是先天的。当我睁开眼睛,一切烟消云散,像做了一场大梦。后来我又读了里德的《极地幻影》,加德纳的《一次去地内的旅行》,艾默生的《地心太阳》,以及大量相关的论文、传记、小说,它们从各个角度丰富了《发现幸运岛》的情节。是的,从老先生说他把这本书捐给图书馆之后,我读的每一本书都朝向它,像无数河流朝向远方的大海,像一群向日葵朝向阳光。《发现幸运岛》是我用其它地理书拼凑出来的,如同逆着一场又一场的风暴,返回青蘋之末。也许你会问,这可能吗?在理论上是可能的,我们缺少的只是一台足够精密的仪器,把一场席卷欧洲大陆的飓风,追溯到南美洲一只蝴蝶最小的展翅中。而寻找《发现幸运岛》,我用的仪器是这儿。”他用手指戳了戳脑袋。

“没有无中生有,”他接着说,“也没有凭空消失。所谓消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发现幸运岛》只要曾经存在过,就会留下痕迹,在墨卡托的信件中,在哈雷的潜意识里。它一定是以碎片或者纤维的形式,穿插在后世著作的纹理中。恐龙灭绝几千万年了,但它的后代还在,你会从一些鸟类的脸上难以置信地发现它。二战过后,纳粹消失了吗?不。当然,人性中的善良,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也会闪耀着微光。读完最后一本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也同时读完了《发现幸运岛》,只是我再也没有机会告诉老先生了……”

隔着餐桌,我听到了李经纬轻微的啜泣。那是一种向内的啜泣,泪水不是哗哗流出,而是往他的胸腔和四肢里倒灌。多么古老的痛苦,我想,几千年前的人,在面临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也是这样啜泣的。

“但是正如你所说,没有凭空消失,所以死者也不死。他会永远活在你的全身。”我这样安慰他,但听上去更像是在安慰我自己。

走出饭店的时候,天空飘起了冷雨,巷子里一片漆黑。李经纬要去附近的旅社,住宿一晚,明早启程回到B城。而我则去地铁站,搭末班车回家。我们在胡同口告别。李经纬用力握了握我的手,眼神里充满感激,然后他转身,消失在夜色中。我竖起衣领,在湿滑的青石路上慢慢走着。远处响起地铁的呼啸声,仿佛要将这城市的夜色,一吨一吨地运走。我知道,今夜马上就要过去,但不会消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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