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告别革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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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现在回头看,有点能理解李泽厚们的心理情绪,一种“对西恐惧感”。

80年中国的GDP1900亿美刀出头(你没看错),而日本是1.1万亿美刀,美帝是2.8万亿美刀。

对日本这个亚洲老对手才不到两成(而且八十年代日本起飞,中日差距还在拉大),对美帝这个大boss则只够个零头。

美帝当年的GDP比整个亚洲加总还多,一个美帝≈(东亚+东南亚+南亚)x1.16。

尽管由于苏联尚在,彼时中美处于蜜月期,且一并使得中日中欧的关系都算和睦(真正针对中国的巴统会及瓦森纳协定得到九十年代)。

但近代史的恐惧记忆实在是刻进中国知识分子的DNA了,不管是河殇派、愤青派还是忍耐派,大家都懂得这个差距的致命。因此“告别革命”的风潮才能盛行一时。

如何评价“告别革命论”?

要注意,这里的“告别革命”不仅针对传统的社会主义革命,同样也不赞成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革命”。

不管你是哪条路线的,“严重消耗”就是不可接受。

感觉就像一个全场冻结的大招,真正的不辩经,也算是那个时期里中国各路学派难得的中期共识。

对外差距实在太大,“多谈些问题”暂时压倒了“多谈些主义”。

所以现在要批判“告别革命论”很简单,每条派系都可以从现实里找到不满意的点,并且都归咎于这种“全场冻结”的思想。

但只批判没啥意思。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全面解构的时代,大家都喜欢冲到沙滩上去踹别人的城堡,踹得越爽越像是一种胜利。

(我也很喜欢,拆别人的庙太开森了)

但如果正色危坐地聊,那“告别革命”至少留下了两个重要的思考价值,可以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今天继续讨论下去。

一,消耗问题。

有句投资圈的名言,“失败的投资才是最大的亏损”。

回顾中国近代史开端之际,中国的起点不算太烂。1910年中国钢铁产量勉强8万吨(我印象里的数据,汉阳铁厂),但日本也就15万吨左右。

洋务派的汉阳铁厂是很垃圾,可八幡制铁所开炉时(1901年)连铁水都流不出来,被日本知识分子骂“盆栽项目”,真没好到哪去。

可八幡制铁所到30年代就能产约小200万吨钢铁(生铁加钢锭),汉阳铁厂只有其十分之一的产量。

起点近似但分叉极大。

革命也好改良也罢,说到底就是预支一部分社会收益来进行制度及经济结构的投资,进而谋求突破转型。反观中国的现代化及工业化,存在着大量投资失败,社会收益持续无效空转。

按现在的课本说法,是“以美为师、以日为师、以俄为师”,经过艰难的摸索找到自己的道路。

这个“艰难摸索”,就是投资代价。

我们付出过极高昂的代价,这是个事实。这个事实既可以被拿来做抵制改革的拖延借口,但也可以拿来做追求更高效改革的审视切入口:

为什么革命成本这么高?

哦,原来中国太大了、太复杂了、太具有差异化了。任何抱有“毕其功于一役”想法的人都会被无情打脸。

我们口嗨时都习惯性指点江山,爽;但现实是年实际人均所得增长在2%区间呆几年,全民就骂街骂娘。

对于真想“革命在路上”的人,“告别革命”的重要价值不是不革命,而是反复提醒改革改良乃至革命的成本问题。

“不折腾”。口嗨图一乐和真实的政策不能混为一谈,失败的改革政策往往要透支更多社会成本。而且不是“改了总比不改好”,透支成本会严重打击改革速度,甚至倒逼保守。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里想起了那个自己给停车位装充电桩的哥们,有兴趣的胖友可以搜一下“折腾俩月,给电动爹装了个充电祖宗”)

二,中国的现代化与“救亡图存”。

李泽厚很多观点是时代特有,照搬到今天没啥意思。

但他有个角度很好:中国的现代化长期让步于“救亡图存”,自身的现代化水平是不充分的,甚至是“虚”的。

是你为了对抗而必须达到的标准,不是你自然成型的水平。

举个我最容易被集火的话题:女权。

中国的男女平等是近代社会主义革命带来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国族生存危机下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旦这种生存危机消退,中国的男女平等成果就一定会同步松垮。因为这些成果不是内在自然发展的成果,而是外力倒逼。

现在一堆两性争吵就是这种现代性不足在新时代下的暴露。

更能接近这个概念的,是中国的产业结构,例如双轨制。

国有经济板块保证了基础民生和核心科技投入,但只有金字塔尖没有塔身的投资结构,必然带来效率和持续增长上的严重损耗。

四大天坑专业的本质在这。

这些没有对错可言,因为是现实。但这些现实是思考中国改革绕不开的前提。

所以回头看“告别革命论”,抛开投降主义和糊裱匠主义,还是能看到一对长期矛盾:

中国的现代化存在诸多内生短板;

中国的现代化改革牵扯极高成本。

这是“告别革命”在今天,可以压榨的剩余讨论价值。

作者:王子君

摸鱼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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