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重返武力对峙时代?你认同这一观点吗?

武力对峙时代 武力一直都存在,只不过一直都是美国一家独大。美国在二战后发动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战争。美国每年的军费开支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美国每年对外贩卖军火获利的金额远远高于任何一个国家。美国嘴上必言“价值观”,行动上却玩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权之术。

伊斯兰教「吉庆夜」

伊斯兰教吉庆夜 伊斯兰教斋月期间,数万名穆斯林在麦加大清真寺参加祷告,沙特阿拉伯。4月27日,全球穆斯林迎来斋月第27日「吉庆夜」,该节日旨在纪念真主安拉将《古兰经》降示给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为确保朝圣防疫安全,沙特政府在麦加大清真部署了超过800名清洁人员和11台机器人进行消毒作业,预计斋月期间消毒水消耗量达到15万升。

李渊登基后为什么没有立皇后?

李渊登基 结婚后,李渊对窦惠很满意,两人相亲相爱。当时李渊的母亲独孤氏正好卧病在床,由于独孤氏与当朝皇后是亲姐妹,性格怪异,脾气暴躁,府上的人都不敢靠近她。而刚嫁进李府的窦惠,随即奉侍婆婆,且尽心尽责。李渊一家看在眼里,十分感动。

联合国五常否决权新规

联合国五常否决权 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针对「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的决议,纽约。4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新决议,规定如果5个常任理事国行使否决权,联合国大会将自动在10个工作日内召开会议,所有成员国均可对行使否决权的行动进行审查和评论。

“我们失魂落魄,提着灯笼追赶春天”

提着灯笼追赶春天 也是在一个春日,北岛和朋友去颐和园划船,春意盎然,朋友便开始大声朗诵食指的《相信未来》,北岛听到,心中一动,那是他与诗最初的相遇,他说:“我的七十年代就是从那充满诗意的春日开始的”。没有一个季节比春天更适合走进一个诗人的过往,趁春天还未退场,我们一起再次出发。

拉夫罗夫警告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危险”

第三次世界大战 周一,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真正危险”发出警告,国际文传电讯社援引他的话报道称,“危险是严重而真实的,不能低估。”俄罗斯媒体援引拉夫罗夫的话报道称,莫斯科将继续与基辅进行和平谈判,他并指责基辅“假装”进行谈判。

王小波逝世 25 周年,你对他生前有哪些评价?

王小波逝世 王小波始终关怀个体的人。追求人文精神。他的思想对年轻人有很大的启蒙作用。所以建议所有年轻人都去看一下他的东西。他是中国为数不多本着人文主义精神,以关爱的出发点,启蒙青年独立思考,希望大家追求自己精神家园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知识分子,他比较温暖。

2022世界地球日

世界地球日 墨西哥奇琴伊察考古遗址,当地原住民和环保人士举行祭祀仪式庆祝「世界地球日」,尤卡坦州。原住民将可可豆、玉米、南瓜种子、水果、花瓣等作为供品,围绕象征地球中心的龟壳,籍此表达向地球母亲的感谢。4月22日是联合国「世界地球日」,2022年主题为「投资我们的星球」,呼吁人们提高日常生活中的绿色消费意识,推动世界向可持续经济转型。

你觉得意境最优美的中国词汇有哪些?

优美中国词汇 「草隶兼善,尺牍必珍。足不缀行,手不释文。翰动若飞,纸落如云。」纸落云烟是形容笔墨落到纸上如同云烟一样变幻多姿。形容书法或诗文高超玄妙,变化多姿。也可以写作「落纸云烟」。曾幻想自己可以执笔书写心中丘壑与万里河山,笔下有时光数载,有四海为家,四时食蔬,有过去与未来。「鲜衣怒马」【出处】:明·沈德符《野获编·刑部·冤狱》「群盗得志,弥横恣为椎埋,鲜衣怒马,以游侠见称,其魁名朱国臣者,初亦宰夫也。」

叙利亚庆祝斋月

叙利亚庆祝斋月 叙利亚民众在空袭损毁的街道之间享用开斋饭。4月18日,叙利亚西北部塔德夫镇约600个难民家庭一同享用慈善机构提供的开斋饭,当地距离叙利亚第一大城市阿勒颇约30公里,居民主要为逊尼派穆斯林。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报告指出,内战冲突、新冠疫情、俄乌战争等不利因素正在加剧叙利亚经济危机

邵长财读《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丨地方政治和平民主义

地方政治平民主义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邵长财 2022-04-21 16:16 来源:澎湃新闻 《小天命:生祠与明代政治》,[美]施珊珊著,邵长财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2年2月版,428页,78.00元在传统认知中,明代是中国专制主义发展的一个高峰。明太祖出身微末,以淮右布衣而君临天下,他的多疑、残暴和强烈的控制欲似乎给整个明朝历史都打上了鲜明的个人烙印。

中美国防部长通话 称美国不应低估中国的决心和能力

中美 这位朋友试图证明美国的每一场军事行动都具有合法性,想必这位朋友对国际法问题不甚了解,因为算是专业相关,所以在下简单做个普法。首先我们要知道在国际法上“对他国使用武力”的合法依据究竟有哪些?事实上这个问题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自二战结束以来,一般认为仅有两种情况是具有国际法依据的。

李公明丨一周书记:历史意识的维度与……生死抉择

李公明 2022-04-21 16:16 来源:澎湃新闻 《历史意识的维度》,[法] 雷蒙·阿隆著,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丨六点图书,2017年1月版,350页,58.00元雷蒙·阿隆的《历史意识的维度》(原书名Dimensions de la conscience historique,1961;董子云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以前就读了,但是在今天重读有更多的感受。进入2022年以来——我注意到最近这一时间叙事不断出现,在现实情境中人们的“历史意识”似乎不断被唤醒,这个“维度”不是来自历史学家的著作,而是从人们所经历、所耳闻目睹的生活中自然地浮现出来。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一件牵动人心的事件,一场说来就来的战争,很多地方在转眼间就进入的紧张状况,某一座城市的前世今生,在“时代的灰尘”中人们会不自觉地“思前想后”,“昨天”变得不像在昨天那样陌生和遥远。“历史”这面“倒后镜”很自然就被举了起来。其实,我们小时候就知道“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名言,但不知道什么是“过去”,更不懂“背叛”了什么。不过,要真正思考什么是“历史意识的维度”,还是历史学家能给予我们更宽广的视野和更深刻的启示。《历史意识的维度》汇集了雷蒙·阿隆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写的有关历史意识与现实关系的论文,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与我们所思索的历史之间的关系。作者以渊博的历史知识和独特的现实眼光揭示了现实与历史的关键性联系,旨在启发读者通过“历史意识的维度”思考和判断当下时代生活的问题和趋向。关于“历史意识”这个概念,在雷蒙·阿隆的1950年代还说不上有多流行。德国学者博多·冯·博里斯(Bodo von Borries)指出这个概念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才呈现活力,而且首先是在历史教学之中;但它仍然是比较模糊的,而且对它的理解也充满了陷阱。(参见斯特凡·约尔丹主编《历史科学基本概念辞典》,孟钟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2月,82页)阿隆也并没有对“历史意识”的概念作非常详细的界定和阐释,他只是说:“每个集体都有一个历史意识。我这里所说的历史意识,指的是对这个集体而言,人性、文明、民族、过去和未来、建筑和城市所经历的变迁所具有的意义。”在他心目中所要论述的“历史意识”指的是欧洲人在十九、二十 世纪所产生的历史意识,严格来说包含有三个具体的成分:“传统与自由的辩证意识,为捕捉过去的真实或真相所作的努力,认为历时的一系列社会组织和人类造物并不是随意的、无关紧要的,而是关切到人类本质的那种觉知。”听起来有点拗口,他接着的表述可能更清晰些:“历史中的自由,科学地重构过去,人类历程的人道主义本质意义。”(《历史意识的维度》,85-87页)如果从日常意义上的“意识”来理解的话,这种历史意识就是用来指导行动的,是为了在行动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正如历史这面“倒后镜”的作用就是为了正确地前行,防止掉到沟里或开倒车。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哲学的著作,但是它的思想并非只是产生于书斋里的历史形而上的沉思,而更多是伴随着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世界政治风云而在论战中萌发与发展。它的起源应该追溯到1930年代雷蒙·阿隆在德国居住期间对哲学和历史的思考,他的博士论文《历史哲学导论:论历史客观性的限度》于1938年3月26日在索邦大学通过答辩,答辩会变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历史观的激烈交锋。这时正是战争黑云压城、极权风暴将至的时刻,历史哲学的学术讨论无法不被现实政治的氛围所笼罩,关键的问题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命运生死难卜。这位年轻的博士学位申请者竟然敢于设想民主制度可能失败,而他的教授们却仍然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战胜制造大规模杀戮的疯狂,以至评审团中的保罗·福科奈(Paul Fauconnet)用“绝望或者说邪恶”来形容雷蒙·阿隆。(《历史意识的维度》,“法文版序言”注释2,第2页)用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阿隆当年的设想错了,但是以后大半个世纪的历史却印证了这个年轻人有着与他的年纪不太相符的深刻的危机意识。在阿隆的著述编目中可以看到,他在1936年就开始发表了一些关于自由、民主的文章,1935年发表《当代德国社会学》(La sociologie allemande contemporaine),1934至1938年发表了不少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的文章。这些应该都是与他的博士论文所研究的历史哲学议题相关的基础工作。我没有读过阿隆的这篇博士论文,他的《回忆录》(内有数页篇幅谈这次答辩)也不在手边,但是他对西方民主命运的担心与纳粹关于民主制度是没落的、已经没有前途的宣传当然不是一回事。在这里我想起1941年7月胡适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发表的演讲《民主与极权的冲突》(英文原题The Conflict of Ideologies),这篇演讲因详细引述了此前M.伊司曼(Max Eastman)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列举的极权主义的二十个特征而至今备受关注,但是他在开头先谈了纳粹对民主国家的进攻的严重性和危险性。(张起钧译,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校订版,第五册,联经,页1732-1733)由此也可知阿隆在战前的危机意识是敏锐和深刻的。到了五十年代,在经历了战后欧洲的分化、重组和世界进入核威胁时代之后,他继续保持对历史意识的思考广度和深度,这部《历史意识的维度》汇集了从1945年到1960年他所写的历史哲学论文。这是雷蒙·阿隆在媒体和大学、公共舆论和学术场域都非常活跃的时期,他大胆批判知识分子的盲目性,1955年出版的《知识分子的鸦片》(L’opium des intellectuels,1955)引起激烈的批评,使他被法国左翼知识界孤立。同年,他重返大学,获索邦大学社会学教席。此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把这些文章与同期的历史哲学论文联系起来,就可以发现与1938年的博士论文一样,阿隆关于历史哲学的研究仍然与对现实政治的认识和思考有紧密联系。他说:“尽管它们都是应景之作,但是在我看来,它们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一个相同的问题。这个问题有关两种历史:一种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另一种则是我们绞尽脑汁思索的历史。”(《历史意识的维度》“前言”,第1页) 所谓“应景之作”,其实就是以历史意识关照现实。我们生活在现实里,同时也是生活在历史中,即便我们不去“绞尽脑汁思索”历史。但是,如果仅仅看到现实与历史的紧密联系还不够,更重要的是应该看到在这种联系中最关键的主线是历史意识与政治意识——如何评价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历史?可以通过不同的层面来判断,而这些层面最终都是与政治和自由相关。“这就是《历史意识的维度》贯穿始终的思考主线——从讨论修昔底德的宏文,直到讨论历史学家的社会功能的结论。阿隆之所以对政治史情有独钟,是因为在政治史中,诸多个体通过行动体现出了个人自由,而政治史领域的表达正是着重于个人自由。”(同上,13-14页)熟悉阿隆的基本思想的读者恐怕都会发现他的确是对政治史——当然还有政治哲学——怀有强烈的兴趣与使命感,他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就是最好的证明。关于介入现实与历史,他自己有很好的说明:“我在波恩大学当助教时就决定了我的知识分子道路。我决定当一个‘介入的旁观者’,当一个现在进行时历史的旁观者,尽可能客观地对待现代历史的旁观者,但也不完全脱离历史,而是介入历史。我愿意把行动者与旁观者的双重立场结合在一起。”(《介入的旁观者: 雷蒙·阿隆访谈录》,杨祖功、海鹰译,吉林出版集团,2013年,253页)既然谈到行动者和介入,很自然让人想起马克思关于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经典命题,在此之前阿隆果然就说过,“当我决心既当历史旁观者又做历史行为人的时候,正是从研究马克思,特别是《资本论》开始的”。(同上,27页)他的确曾经深受马克思影响,而且保持对其思想的尊重,虽然他不同意“历史决定论”。作为一个“介入的旁观者”,雷蒙·阿隆相信自己对形势与事件发展的判断:“我曾以得体的方式分析过大量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我相信,我的判断大体上还可以。这是涉及现代社会性质问题的根本性争论,我相信,我始终站在善的一边。我[……]没有幻想。我不相信,法国可以通过法属阿尔及利亚实现自我革新。”(同上,246页)其实,以政论家的身份随时介入动荡的历史之中,这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群像。阿隆、萨特那一代人,还有像托尼·朱特、霍布斯鲍姆、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贝拉·格雷什科维奇、查尔斯·蒂利和西德尼· 塔罗,这些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都是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斗争现场中发展他们的思想和论述。对于他们来说,密纳瓦的猫头鹰不必等到黄昏,就在现实生活中、在斗争的漩涡中与和广场上随时起飞。生活中的政治就是现实与历史的最真实的联系。因此,政治始终是理解阿隆关于现实生活与历史意识的关系的基本层面,正是在这个层面上,阿隆指出:“我们的政治意识(conscience politique)是,而且不可能不是一种历史意识。”(《历史意识的维度》,26页)这句话非常重要,很值得思考和记取。当我们谈论政治的时候不应忘记实际上我们也是在谈论历史,反正亦然。当我们在谈论现实问题的时候,政治意识与历史意识是最具有关键性意义的两个维度,如果缺失这两种意识,或自以为拥有的这两种意识根本上是错乱颠倒的,那就可以说这个人脑子有问题,即俗话说的“脑残”。从这个意义上更可以说,一代人的政治意识的成长不可能不是伴随着历史意识的成熟,历史曾经是而且永远是政治教科书中最重要的一页。当然,不可否认也有一些读历史、研究历史的人的政治意识是颠倒错乱的。阿隆继续说:“半个世纪里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其他时代从未有过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本世纪初尚为国际政治中心的欧洲,受到两次难以平息的战争的撕扯,丧失了它的权势,并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它的独立。我们的历史意识不可避免地有我们的经验的烙印。文明的不稳固性在我们看来变得是显而易见的。”(同上,26-27页)在书中,阿隆以自由与理性的历史意识反对历史决定论,反对任何以未来的、终极目标的名义而忽视现实的虚妄历史神话。对于不研究历史哲学的读者来说,读这本书、思考“历史意识”有什么必要或意义吗?“法文版序言”的作者认为,雷蒙·阿隆提出问题是想知道“应该如何思考我们眼下所展现的历史”。“这个问题对于我们当前而言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1983 年辞世的阿隆还继续思考着《本世纪的最后几年》(Les Dernières Années du siècle)。他不可能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苏东阵营的巨变。他也没有看到911恐怖袭击和原教旨主义的兴起。不过,这里他要求读者所拥有的、他自己也首先践行的现实主义和批判思维,仍然使得这本小书成了当前值得时常品读的佳作。”(第2页) 如何思考眼下所见的历史——在阿隆看来,眼下的现实同时就是历史,我们就是生活在历史之中,这本来就是事实,只不过我们未必时刻都会想到已经发生的就已然成史,也未必总能自觉从历史中获取有助于认识现实、判断趋向的教益。我们未必能从眼下远方的战火想到历史大格局的时移势易,也未必能从每日的一饭一粥想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饥荒、饿殍。虽然我们从小就会背诵“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知道“要经常讲、反复讲。 只给少数人讲不行, 要让广大人民群众都知道”,但是背诵得来的东西与从“历史意识的维度”看现实显然不是一回事。既然谈到“广大人民群众”,想起了早在1931年美国历史学家贝克尔(Carl Lotus Becker)就提出“人人都是历史家”(Everyman his own historian)的观念。当时贝克尔还只是更多从个人生活体验与社会共识的建立等朴素的经验层面上强调了唤醒普通人的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七十年代以后在美国出现“大众史学”(Public History)推动了以大众文化媒介作为历史记忆的载体,近年来约翰·托什(John Tosh)极力倡言的“应用史学”和“公众史学”概念的核心主旨是培养具有理性分析能力和批判精神的公民。阿隆在当年所谈的“历史意识”中的读者与后来这些“公民”观念还不是完全一样的。比较接近阿隆的“历史意识”观念和论述主旨的是美国著名媒体人丹·卡林(Dan Carlin)的关于历史意义上的“末日”与普通人的关系的论述,他认为历史与现实有时只是隔着薄薄的一层膜,历史的重演、倒退不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历史的前进与倒退有时就决定于“咫尺间”,人类曾经遭受的灾难很可能会在转眼之间重新降临。(参见丹·卡林《末日总在咫尺间:从青铜时代的崩溃到核浩劫》林华译,中信出版社,2020年8月)这就是一种与普通人命运紧密相关的历史意识,也就是普通人也应该具有一点“历史意识”的重要理由。关于战争,阿隆在书中第五章和其他章节都谈到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讲述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战争的历史叙事如何书写、古代的战争与现代工业社会的关系等等问题,他的这种“历史意识”在当时指向的是二战后的世界政治格局,在今天重读起来恐怕就会指向另一种新的大趋向、大变动。光是读这一段就有点激动人心:“《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至今仍是激动人心的作品,原因有三。历史,即见证者——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继承者或者远距离的观察者——有意识的记录。修昔底德的这本书也是一部历史。对于我们而言,它是巅峰之作:通读整个叙述,我们能够理解希腊人是如何思考,如何自治,如何相互斗争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将战争本身的主线勾画出来,使之具有了一种精神著作的美感,且事件有各种概念作明确的阐述,并没有因此丧失自身的特殊性。最后,这场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悲剧,我们知道它的结果,但我们对于重新体验其中的一波三折乐而不疲。……我们想要知道事情是如何发生的,还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历史意识的维度》,144-145页)阿隆把伯罗奔尼撒战争与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联系在一起,最后提醒我们:“国家向社会施加了过分的影响,致使变迁如此迅速。但这也同时表明了政治的首要性。当权者强制性地将一种风格、一些目标、某种资源分配方式加诸工业社会之上。今日,国家之间的对立支配了它们各自的生活。……只要有战争,政治就在统治,人就要活动。我们怎能忽略列宁、斯大林、丘吉尔[……]时代塑造历史的英雄们呢?修昔底德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他是那场悲剧性战争、自我产生而不可避免的事件的见证者,而我们呢,尚未准备好超脱地看待当代的既成事实,也尚未准备好将战斗者们的痛苦和功勋遗忘。”(同上,153页)在这里的“历史意识”中的意味究竟是什么,恐怕还需要深入思考。“法文版序言”认为,“正如希腊历史学家所展示的,政治,及其终极表现——战争,在历史上是最容易发生生死抉择和意外情况的”。(同上,14页)生死抉择和意外情况,这不仅是战争的、更是政治的“历史意识”中的关键要素,是我们的“历史意识的维度”中首要的维度。阿隆回忆起在德国的岁月时说:“我曾在德国经历了1933年那几个悲壮的月份,一周接着一周,柏林的街道不断被棕色制服所占领,那些半个世纪以来为文明的社会主义投票的工人似乎神奇地消失了,一个奥地利下士嘶哑的嚎叫,在所有高音喇叭中发出回响,淹没了继承着一个伟大传统的文化人的声音。”(27页)“棕色制服”与“高音喇叭”,这些从视觉记忆到听觉记忆的“历史意识”如果重新复苏,那真是一种生死抉择的关头。最后想到的是,人们在谈论完“历史意识”的时候可能会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在很多时候、很大程度上这是对的,否则历史还能成为一面的确有用的“倒后镜”吗?但是雷蒙·阿隆也提醒我们:“历史认识,如果我们运用正确的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见到的这个世界是如何形成的。但是,它非但没有教导我们太阳底下无新事,反而让我们不得不承认有我们还从未见过的事物。”(112页)这提醒很重要,就如德国人不一定都知道在棕色制服之后还有什么颜色的制服,在高音喇叭之后还有什么喇叭,人们永远需要对新的事物有心理准备。所以雷蒙·阿隆要以自由与理性的名义提倡和传播“历史意识的维度”,反对任何以未来的、终极目标的名义而压迫人性、残害生命的行为。(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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尧育飞读《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图表术与日记研究

尧育飞 2022-04-19 11:08 来源:澎湃新闻 《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张德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8月出版,319页,38.00元在一众关于中国古代日记的研究成果中,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是较早的一部。此书1970年在香港出版,2021年三联书店予以重印。四十年过去了,《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在经济史和士绅研究领域的贡献已逐步为学界所吸收和消化,而此书在处理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所使用的图表术之方法,对今日方兴未艾的日记研究仍有诸多借鉴价值,却尚未得到有效的认识。许多关于近代经济史方面的著作都提到了张德昌这个名字,但对张德昌的生平及相关经历却言之甚少。无论港版还是三联版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都没有一篇序言或者一段话介绍张德昌的生平,因而在正式评介此书之前,笔者先谈谈张德昌的生平及著述概况。一、张德昌生平及著述大略张德昌(Chang Te-ch’ang,1907-?),河南林县人,早年在家乡接受私塾教育。十三岁以后,随其兄张德昭就读于北京香山慈幼院,此期在《少年》杂志发表过《游碧云寺记》《我的过去生活的片段》等。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政治系,曾担任《清华周刊》副刊编辑(1929年辞去),1930年(第二级)毕业,次年考取该校研究院历史学部研究生,1935年考取中英庚子赔款奖学金,由清华大学派往英国深造。在清华大学期间,张德昌交游广泛,与叶公超、吴晗、夏鼐等人均有较多往来。夏鼐日记1933年4月15日曾记为《清华周刊》“文史专号”约稿云:“张德昌君现患伤寒,入协和医院,病愈后或可应征一稿。”此外,吴宓日记也有较多与张德昌往还的记载。1937年,张德昌入职西南联大,曾在历史系任副教授,后在经济学系任教授,薪水每月四百元,其时陈岱孙的薪水是四百八十元,由此可觇张德昌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地位。张德昌在西南联大讲授过“近代欧洲经济发展史”“近代工业发展史”“欧洲经济史”“高级经济史”等课程。1942年,张德昌离开西南联大经济学系。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张德昌已经在经济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1932年在《清华学报》发表《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后收入《明代国际贸易》(台湾学生书局,1968),同年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发表《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1935年出版单行本《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这些论著表明张德昌此期的研究兴趣在于沿海地区的中外贸易问题,与张德昌的现实关怀有关。在校期间,张德昌加入清华大学政治学会,曾获得政治学会演说国语组第一名。1929年,张德昌曾发表《驳“中日缔结不侵犯条约论”》(《清华周刊》1929年第32卷第4期),严厉批评日本记载小村俊三郎的论调。在1930年清华大学“驱逐”校长的风波中,张德昌也积极献言。清华读书期间,张德昌撰文驳斥日本记者的荒谬论调。张德昌对清华“驱逐”校长风波发表看法。这一时期,张德昌还对印刷术及出版研究发生兴趣。1932年发表《清华大学之出版事业》。1933年,翻译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1882-1925)《中国造纸术的发明》,为卡特(当时译作“嘉德”)的名著《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渐》(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1932)写过书评,发表在《新月》杂志1933年第4卷第6期。此外,他曾给Allen Johnson《史家与史证》(The Historian and Historical Evidence,1926)写过书评,见《清华周刊》1932年第38卷第1期。此书张荫麟曾据以改写为《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酿成一段学术公案。Johnson在书中提出“教遗物自己说话”的观点,对张德昌治史观念产生较大影响。在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受蒋廷黻等人影响,张德昌还广泛利用晚清档案。其三十年代的研究利用《筹办夷务始末》档案,给费正清留下深刻印象,甚至到1953年何炳棣与费正清见面时,费正清仍谈及张德昌的贡献(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290页)。Thomas Francis Carter的名著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read Westward由于如上成果,张德昌在北平史学界较早崭露头角,1932年10月加入新成立的北平史学会,与柴德赓、陈均、戴邦伟同为事务股干事(《北平晨报》1932年10月27日)。在学术组织之外,张德昌还积极通过书评对新进出版的史学著作进行评介。仅1933年,在《图书评论》杂志上,就刊载了张德昌为伍光建所译《十九世纪欧洲思想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等著作所写的书评。从英国留学归来以后,张德昌在西南联大执教,因抗战的大变局而加速了其思想及学术关切的转变,他开始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从1939年起,张德昌在钱端升主持的《今日评论》发表了大量议论时政的文章,从经济学角度讨论中国的政治体制建设、经济建设等,相关文章如《宪政的经济基础》《工业与交通》《企业家的精神》等,产生广泛影响。其研究兴趣也更多地集中到战时经济与政治方面。如1941年12月10日为西南联大经济系学生讲授“中国战时工业”等。1941年底,张德昌曾为昆明译员训练班讲授“英国概况”。此期因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困顿,张德昌与一批西南联大教授集体发声,抨击现状。1942年4月30日,张德昌与伍启元、李树青、沈来秋、林良桐、费孝通、杨西孟、鲍觉民、戴世光等九人联署为文《我们对于物价问题的建议》,后结集为《昆明九教授对于物价及经济问题的呼吁》(求真出版社,1945年)。该书所收后两篇文章因张德昌离开西南联大,而未署名,但正如编者所言,这次集体写作是愉快的,写出了读书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昆明九教授对物价和时局集体发声1944年,张德昌身在重庆,当在外交部工作,同时启用“张昭远”一名。同年8月,在中华书局出版译作《战后国际投资问题》,该书原名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由芝加哥大学教授Eugene Staley撰写,为发展经济学奠基性著作,原著出版于1944年6月,短短两个月后即有中译本问世,由此可见战时重庆的学术空气并不滞后。该书详细论述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认为美国应当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投资,以完成世界经济的均衡。张德昌认为这是关系战后几十年中国发展的重要书籍,因而在公务之余将其译出。本年张德昌还翻译了《战后世界之改造问题》(独立出版社,1944)。张德昌译著《战后国际投资问题》,使用“张昭远”之名。在重庆期间,张德昌曾应友人储安平之邀,担任《客观》杂志编辑并撰稿。抗战胜利以后,张德昌还为《观察》杂志撰稿。1945年,张德昌在《中央周刊》发表《旧金山联合国大会之使命》一文。1946年1月,张德昌与萨本栋等六人代表我国赴伦敦参加第一届联合国大会。1947年,张德昌翻译了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rancis Byrnes,1879-1972)的《当代美苏外交纪实》,该书约三十万字,张德昌从11月2日开始翻译,至11月11日就翻译完成,前后不到九天时间,可谓神速。1948年4月26日,时任外交部专门委员的张德昌曾在金陵大学作《国际间之趋势》的主题演讲。同年8月底,张德昌由上海启程,途经香港,赴堪培拉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官。张德昌译著《当代美苏外交纪实》及其跋语。张德昌何时至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尚未探知,然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常登载张德昌的论文。此期,张德昌为一系列海外中国经济史研究著作撰写了书评,包括张仲礼《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1968年第1卷第1期)、景复朗(Frank H.H. King)《1845-1895年间中国之货币及货币政策》(1969年第2卷第1期)、景复朗《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1940-1911》(1973年第5卷第1期)、艾尔温(Mark Elvin,1938-,汉名伊懋可)《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之模型》(1973年第6卷第1期)。此外,张德昌还发表了《清代内务府的经济作用》(The Economic Role of the Imperial Household in the Ch’ing Dynasty,载《亚洲研究杂志》第31卷第2期,1972年)。1970年,张德昌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围绕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为研究中心的《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是书部分可看作是对张仲礼相关研究的回应和深化。《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出版后产生了较大影响,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1972年即在《亚洲研究杂志》撰文介绍。罗友枝、张勉治等海外汉学家在相关研究中均参考过张德昌这一专著成果。二、京官的生活与腐败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张德昌试图以李慈铭为个案,解析一个京官的日常经历和生活。这种考虑主要为了探析清代士大夫阶层经济收益,在张仲礼《中国绅士》的基础上深化对京官这一群体的认识。如果仔细阅读1968年张德昌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上针对张仲礼《中国绅士》《中国绅士的收入》两书所作书评,不难发现《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乃是其延伸。在那篇书评中,张德昌认为应当注意中国绅士的捐纳一途,并非所有的官吏事实上都能致富,此外,他还对张仲礼著作的一些统计数字提出质疑。而这些问题,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均得到回应。在张德昌看来,李慈铭虽是正途出身,仍不免通过捐纳获得一官半职。李慈铭的这种出身及其留下的《越缦堂日记》保存了“一个京官实际生活方面收入和支出的详细数字”(第3页),故成为张德昌研究的典型案例。张德昌批判了那些认为李慈铭不具备典型性的质疑,他的基本观点是京官与外吏没有本质的区别,“今日之京官即翌日之外吏”,而且“官场是一种市场”(第2页),因此京官经济生活实际可看作一种投资行为。全书内容分为三部分,第一章论述李慈铭生平经历,以见一般士人做官的历程。第二章讲述李慈铭的京官生活,分析京官的生活用度、生活方式及其收支情况。第三章概述官吏浮征勒索、吞灾吃赈的情况,揭示京官生活和外官贪污的内在联系。本书的重点主要在第二章。以篇幅而论,第一章占四十三页,第二章为二百一十页,第三章为十二页,仅此一点即可看出第一章和第三章与其说是高屋建瓴式的论述,不如说是在凸显第二章的价值。全书第二章“京官的生活”虽然篇幅较大,但文字论述部分不过二十余页,此外全是表格。二十多页的文字论述部分,即“由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所见的京官生活”一节,具体分析京官的收入、经济困窘的真相、官场积习与生活方式。张德昌论述了京官收入在官职收入如印结银、俸饷等之外,尚有馈赠等多种形式。至于支出,除去基本生活开销外,还可见应酬饮宴、娱乐、庆吊等开支之大。在对收支比作详细分析后,张德昌认为京官“哭穷”和他们的糜烂豪奢活动得以并行。与今天许多研究者为晚清京官的“哭穷”感到惋惜甚或同情不同,张德昌对京官此类生活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发现其与地方官员的聚敛、吞灾吃赈等严重腐败问题有内在联系。无怪乎这项成果被腐败问题研究专家高度关注。例如《腐败史》一书大段引用张德昌的成果,由此认为:“在与钱相关的事情上,李慈铭是个相当愤世嫉俗、不择手段的人。如果有钱可赚,可以舒缓他的债务压力,能够满足宴会游玩带来的大量花销——他和他的同僚们明显地将大量精力放在这上面——他可以做出任何道德上的妥协,采取任何措施,比如抓牢视线内的任何省级官员(他们应该有钱),来供他花天酒地,并向他们索要些礼物或钱款。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账目,列举了住房、交通、官服、仆从、娱乐、社交、情妇等各种开支。”([美]伊曼纽尔·克雷克、威廉·切斯特尔·乔丹编,邱涛译,刘北成、李亚丽校,《腐败史》上册,中国方正出版社,2016年,111页)张德昌对于京官腐败行为的严峻批判如今已不为中国学界特别注意,但他对京官收入的计算及研究方式,却给许多学者以启示。张仲礼对中国绅士阶层的研究,是全面而宏观的研究,所使用的参考文献主要在官修史书、官员著述、地方志、族谱等,尽管已经使用了曾国藩、翁同龢、叶昌炽、李慈铭等人的日记,但更多的是在各类文献的关联比照中使用日记,且没有作个案的详细分析。倒是张德昌的个案研究,影响了张宏杰对曾国藩收支的研究、白谦慎对吴大澂的研究等。日本学者竹内实研究周作人的生活时,也参考了张德昌此书。三、表格与张德昌的研究手段张德昌的研究之所以对后来的艺术史研究和经济史研究产生较大影响,主要在于他对日记史料采取了鲜明的处理方式——图表术。图表技术的运用,在张仲礼的《中国绅士》一书中已十分常见,但张德昌走得更远。还在清华大学读书期间,张德昌所撰论文《明代广州之海舶贸易》《胡夏米货船来华经过及其影响》《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已经附录许多表格。至于《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则全书表格篇幅接近两百页。据笔者统计,全书表格有以下十五种六十八张,分别为:1、《李慈铭出售田地亩数及所得银数》(20页)2、《〈清会典〉卷二十一京官俸银、俸米》(58-59页)3、《银价之腾贵与农民之地丁银负担》(62页,转引自佐佐木正哉《咸丰二年鄞县的抗粮暴动》)4、《表一 李慈铭的官职收入》(67页)5、《表二 李慈铭每年官职收入与支出的比较》(68页)6、《表三 李慈铭每年饮宴娱乐应酬的费用》(69页)7、《表四 李慈铭每年犒赏的费用》(71页)8、《表五 李慈铭每年家用的数字》(72页)9、《表六 李慈铭历年典质与借贷的数字》(74页)10、《李慈铭为京官时期每年收入表(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75页,每年一表,总计二十七张表格)11、《李慈铭为京官时期每年支出表(同治二年至光绪十五年)》(119页,每年一表,总计二十七张表格)12、《表七 李慈铭历年官职收入与馈赠收入的比较》(265页)13、《银钱比值的变动》(270页)14、《有关物价的资料》(286页)15、《有关工资的资料》(300页)通过对《越缦堂日记》中相关数据的挖掘与整理,张德昌在书中建立了一个丰富的表格系统。数十张表格所构筑的图表网络并非冰冷而孤立的,至少在张德昌看来,它们是极具说服力的证据。此外,这些表格除了服务于文字论述之外,表格内部之间也存在关联。正如张德昌自述:“李慈铭逐年的收入和支出,除了详表外,本书所附的表一至表六,是根据历年收支详表,予以分析编制而成的。”(第4页)在这些表格中,表一至表七为全书表格的核心,其他几张表格则主要为解读这七张表格服务。分析这些表格,我们不难发现:在设计这些表格时,张德昌敏锐地抓住了李慈铭与数字两大关键因素,从而对这部日记中的经济信息进行细致地挖掘。在提取经济数字之外,张德昌还特别根据研究目的设置了重要的类别,如将李慈铭的收入分为官职收入和馈赠收入。这样的类别划分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却也在一开始就直指了研究的目标。表格在此不仅是技术性的数据呈现,还具有明确的研究目的。例如,张德昌围绕官职收入和支出、官职收入和馈赠收入等比较而设计表格时,已暗暗指向他所关心的重要问题:京官的合法收入和灰色收入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不言而喻的是,张德昌早已初步预判了官员在制度性收入之外,获得大量模糊的灰色收入。表格中建立这种比较和关联不过是为了确切说明预判的准确。在分类处理具体数字时,张德昌既实事求地按照日记原有文字记录小项名辞,又在此基础上,将各种收支概括为一些大类。如此一来,我们不仅得以确切知道李慈铭的收入明细及开销清单,也能在类别上进行深入的阐释。例如李慈铭同治二年支出表格中有“书籍文具”一项,通过表格很容易知道此项总计花费二十一万八千六百二十文,其中日记簿就买了三册,总共花费六千文。这种分类的初衷是为了方便处理数据,但由于张德昌研究的倾向性,因而一些类别的收支情况未得充分挖掘。例如李慈铭“书籍文具”的开销占其收入比例的统计。而这,也是后来者在张德昌基础上,可继续开拓的方面。以图表的方式处理日记中的这些数据,不能不用到统计学的方法。张德昌对统计学方法有着鲜明的自觉,曾在书评中对张仲礼利用统计学的方法提出商榷。张德昌认为“统计表格的单元必须有同等价值,然后可作综括的指示,否则反而导致误解”(《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68年第1卷第1期,249页)。在表格整齐划一之后,表格的一体化仍有风险,因其不仅面临数字的准确性难以确定的问题,在对官员平均俸酬的计算中也可能存在误差,如由于州县等地贫富不一,导致官员收入呈现较大差异。“优缺”之外,“边缺”“苗缺”等贫苦的官缺,如何计算进去,也难以把握。或许正因这些原因,使张德昌放弃了对整个中国官员阶层收支的统计,而采取个案作为分析。总体而言,在处理这些数据时,张德昌选择原样照录。然而表格内在要求数值整齐规范,但钱银的不断浮动令这项工作很难推进,故表格中银钱并行记载的情况十分常见。为解决这一问题,张德昌在附录或相关表格的说明性文字中,多次提及银钱的比率。这种处理显然十分必要。唯有掌握钱银动态比率,后续关于李慈铭官职收入占其总收入比重的研究才有可靠的基础。由于银钱比值常随时空变化发生较大波动,关于银钱比值的变动的记载,非表格所能承载,因而张德昌在附录中仍然以文字记录了“《越缦堂日记》中有关钱银比值变动的记述”。张德昌建立的关于钱银比率的基础表格,有助于为李慈铭日常收支建立统一的计算方式,而他绘制的关于物价和工资的表格则有助于人们对李慈铭的收支情况产生直观印象,从而使枯燥的数字变得更易为人理解。张德昌的这一细腻处理,得益于其一贯的经济史研究素养。早在1942年,张德昌在《近代中国的货币》(《人文科学学报》1942年第1卷第1期)一文中已显示他对清代货币制度、银钱比波动等领域的兴趣,他指出“近三百年来中国货币的变动,是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之大动脉”。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研究对银钱比值、物价有着长期的关注,而张德昌此书也很早引起学界注意。如1999年《近代史资料》曾摘编《1855-1889年银钱比价、物价等资料》印行,并加按语云:“本篇原载张德昌著《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一书(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出版),作为附录附于该书之后,系作者根据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及其他书刊中有关资料,摘录编制成表。对了解清末主要是北京地区的银钱比值变动、物价、佣工工资以及清末经济史,颇有参考价值,特刊出以飨读者。”(《近代史资料》总第96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82页)《近代史资料》选编者看中此文对经济史研究的贡献,也注意到表格在处理此类问题上的先进性,因而将其作为史料进行摘编。本书中的大量表格,不仅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李慈铭收入与开支的细枝末节,也可以讲述一个京官的日常生活故事。在张德昌的有意筛选下,这些表格还型塑了李慈铭在好骂文人之外的形象,揭示了一位典型京官在衰世的奢靡及不断哭穷的变态样貌。这些表格通过数字,呈现了理性而锐利的分析手段及令人不容忽视的结论,使得沉睡于笔记和日记之中的一些文本获得意义再生。对研究者而言,表格最突出的优点,在于它让阅读日记时模糊的印象和描述性话语变得清晰而坚实。换言之,表格是研究的导引,也是研究必要的补充。研究者介入日记,在看似杂乱无章的日常生活中,难免力不从心,而表格提供了格式化解剖日记的方式,使得日记变得易于理解。张德昌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之所以取得许多突破,正得益于对表格方法的娴熟使用。四、图表与统计:日记研究的基本思维许多日记研究论著都有大量排比日记内容的引文,这种例举形式是研究者采用卡片式方法处理日记文献的痕迹。所谓卡片式方法,指阅读日记时对相关资料进行摘录,最终以时间顺序呈现摘录成果的一种研究手段。对日记研究而言,卡片式是一种常规的操作办法,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但在处理数字等信息时,存在诸多不足,即使分析文本时,卡片式方法也往往不如图表式来得直观而有效。经常阅读日记的研究者当不难发现,日记常常呈现无中心的倾向,而图表能提供一种框架和直观的结构,准确地将日常生活模块化处理。经济学史方面对日记材料的运用,体现在对数字的敏感度上。自此以后,在日记中广泛使用表格成为一种标准的研究方式。在日记研究著作中,也就很难不出现图表的影子。新近出版的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日记的整理与研究》(2020)等日记研究专著即多有其例。而张德昌显然是广泛使用图表研究日记的先驱。图表显然并不是以一种分析方法“重新描写”日记的内容,通过可视化给拒绝阅读冗长日记的人偷懒使用。图表的使用可能改变日记研究的方式,即我们看待日记,不再将它视作一种休闲式的读物,一种精神上闲散的对话及用来提取片段信息的资源库。日记将成为自带信息结构的、呈现一定规律性的研究资料。以图表术处理日记就是将这些信息结构呈现出来,从而使日记获得意义上的解放。例如,想要在日记中得到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可利用统计学中“拟合”(fitting)的想法,将现有日记中的各类数据通过一系列表格和公示,建立一种联系。这种联系有可能证明结论,也有可能证明一个结论的破产。图表所呈现的每一个标记,每一个变化,图形呈现的起伏,因而都有潜在的含义。同时,不连续的或是细微的日记中的信息,也将在一个整体中获得意义。这样一来,不仅《越缦堂日记》等大部头日记在研究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那些小型日记或片段式的日记也将获得意义。例如在利用日记对京官收入作研究时,高心夔等人短暂的记载,也可被纳入关于京官收支的巨型图表之中。如此一来,单部日记使用时被遮蔽的价值也可以得到激发。建立一系列图表的背后,是统计思维在发挥重要影响。张德昌的研究提出了一种类似统计推断的方法(statistical inference),即根据李慈铭的京官时期的收支情况,去推断庞大京官群体的总体状况。李慈铭作为一个样本,成为研究的焦点。为了考察京官的收支,张德昌针对这个问题,把自己期待的结果放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加以检验,通过处理繁琐数据进行推导。这并非为了证明早期张仲礼关于中国绅士的研究,而是为了“拒绝”,不断扫除先行研究的误区,从而接近历史的正确。张德昌这种假设检验的方法,是日记研究应当推动和着力的地方。其方法在某些方面看来有点类似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而日记则恰恰可以作为这种“求证”方法的演武场。当然,将统计方法和图表术运用到日记研究中,必然要求研究者一开始就选取最佳的日记作为研究对象。这方面,我们不能不佩服张德昌的眼光,他选取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胜过后来张宏杰等人选取《曾国藩日记》。这不仅因为曾国藩京官时期留下的日记规模远远小于李慈铭,更在于曾国藩和李慈铭日记记载体例的差异。在日记中,李慈铭对于日常生活俗物的关注,远远胜过了曾国藩。综合考虑到这些因素,则以李慈铭日记为基础作统计,所得出京官个体收支的情况会更接近于历史真实。张德昌专著中表格相对文字取得绝对优势,令人印象深刻。此书中表格与文字在篇幅上的这种不均等,表面上看是张德昌对图表的偏爱,如果仔细分析背后的原因,还体现了张德昌对于日记信息的解释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张德昌绘制了许多表格,但他并未对这些表格做过多的阐释。如果将之纳入归纳和演绎这两种基本的治学方法或者统计思维中,则张德昌毋宁更为偏爱归纳法。张德昌将李慈铭的日常收支分门别类细细统计,但对每一类的开支、开支去向的分析,却采取了规避的态度。我们固然可以说张先生治史极为严谨,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张先生的研究仍偏重于中国传统治学方式。周勋初先生曾总结中国古今学术转变,以为中国古代学问多重归纳法,乾嘉朴学尤甚。至于王国维,始有现代学术因子,因其懂得运用演绎法。近代“史学二陈”,陈寅恪擅长演绎,陈垣则仍是“步步为营”的归纳法,故二人治学差异如汉代名将李广和程不识。由周勋初先生的论述来看,张德昌在《清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多列举表格,以为归纳出关联,则结论自现,实类似乾嘉学者札记。然或由于本书演绎不多,故在假设、推论及开掘新命题上未能予以后学更多启发。使用图表处理日记中纷繁复杂的信息,依赖归纳法往往能够得出一些较为切实的结论,但遗憾的是,这些结论可能不过是印证从前的命题,或将其推导得更为细致而已。此外,通过图表归纳得出的结论,可能因为预设了一种倾向性的命题,而往偏颇的结论上越走越远。对材料丰富的日记文献而言,为证明某一倾向性结论而寻找材料,无疑十分轻松。此时,反而更应该重视一些反例,尤其是那些在日记文献之外的例外。在此,不应当忽视的是卡尔·波普尔提出科学结论的“可证伪”性质。毕竟,图表可能强化了日记研究的偏见,使人忽视一些“不和谐”的材料。此外,张德昌目前采用的图表法也还有一些不足。如在处理李慈铭京官时期收支问题,图表建立的是二维坐标,即某一时间段,李慈铭的收支情况,而无法充分反映这一时期李慈铭的生活状况及交游。在时间、收支这两个坐标轴之外,李慈铭的其他信息仍然必须借助于文字才能呈现。尽管文字可以有效地补充图表所不及的信息,但这些无法直观呈现的文字信息,却赤裸裸地表明图表术的有限。在这方面,应当有意识地引入向量,在时间和收支的维度之外,反映其他维度信息的变化。总的来说,张德昌在《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中采取一种最为笨拙但是最为有效的办法处理李慈铭的收支数据,而并没有取巧选择抽样处理,值得我们深表敬意。尽管李慈铭日记多是长时段连续性的日记,但统计学中的抽样办法并不适合。日记记载的随机性决定了通过抽取样本进行观察和研究,并不能推断出总体的特征。即便那些体例较为完整的日记也存在不确定性。但张德昌的研究仍有启示效果,即针对个体日记的研究虽然无法抽样进行,可如果建立足够庞大的日记数据库,那么抽样应当是可行的。此时,这类抽样不仅可针对敏感的数字,同样可对日记用语作检测。只要日记文献数据足够庞大,通过时间维度重新确立坐标,那么研究同治年间、光绪年间的京官的收支情况,完全可以通过抽取某些年份的某些人的日记作样本,从而推导出总体性的结论。五、可视化:日记研究如何“更好看”日记研究不仅可以从表格和统计思维中获益,还可更进一步,将图表呈现得更完善。换言之,在日记信息的图表呈现中,也需要革新技术。张德昌在书中大量使用表格,已经充分运用“一图胜千言”的特点,但那些表格却并不好看。借鉴“历史上最好的统计图形”——《拿破仑远征图》,可以给日记中图表的呈现提供启发。如果采用类似图制作《李慈铭京官时期收支图》,条形区域代表收支变化,则读者可以快速确定李慈铭的收支浮动情况。事实上,研究者致力于研究出使日记、学政日记等长距离旅行文本时,无疑可充分借鉴《拿破仑远征图》。图表术运用于日记研究,不仅可以实现数值数据的提取,也可将其他信息可视化。在这方面,仅仅经济数据的处理就可以利用折线图、直方图、饼图等等。这些统计图形并非仅仅是提供“可视化”的花活,而可能改变研究的取径,同时开拓研究的结论。经济史研究主要针对经济数字,包括收支情况,具体到饮食、交通、购买书籍等价格信息。张德昌的研究初步处理了这些数字信息,但对于这些数据的分布、波动情况等均未深入探析。故由那数十张图表,我们不容易获悉李慈铭随着年龄和职业变化的收支波动情况,也不容易直观看出其各项收支如印结银、赠予等收入的变化情况。在对日记中的数字进行挖掘之外,还可对日记中其他信息进行处理。如在统计规律之外,关于作者的足迹分布、作者阅读书籍的时段、范围等,可采用等高线图、大规模散点图等方式呈现。当然,目前对于日记使用图表提取信息,主要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方法,对日记特殊的记载如天气、每日作息等,尚未开发出专属于日记的、可重复使用的可视化数据处理模型。在这方面,黄汉的《日记文献的数据库化及可视化呈现——以姚鼐〈惜抱使湘鲁日记〉为例》(孟建编《数字人文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通过浙江大学徐永明教授团队开发的“大数据与学术地图平台”,对姚鼐行迹做了可视化处理,将日记信息初步还原到历史地理空间。该图所绘制的路线途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标记了姚鼐行程的时间、地点及其经纬度,并将日记及其他文献(如地方志)等信息包蕴其中。如此一来,这张地图打开了姚鼐的历史世界,为探索姚鼐学政期间的路线、环境及其在同一时空中的行为,提供了直观的介入方式。如果同一时期的其他文人的日记同样得以逐步转化为这类图形,那么关于清代文人交游及行迹、诗文创作现场的研究,将因之获得极大推动。姚鼐典试山东、湖南首途路线图,黄汉制图将数值的提取视作日记文本分析的一部分,则张德昌《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等著作无疑做了先行探索。在日记文本分析之中,如果能在文本挖掘(Text Mining)之外,通过自然语言处理(Nature Language Processing)等手段,制成相应的图表,将有更多的发现。日记中除了数字较为突出之外,模式化的套语同样令人印象深刻,那些描述关天气、出行方式、拜访师友等日常状态和行为的语句往往以程式化形态写出。这样一来,利用句法结构分析、文本分类、文本聚类等方法处理日记文献,将十分有效。更为令人可喜的是,日记之中由于时间的天然分割,使得信息抽取变得十分方便,因而将日记文本信息作结构化并非难事,最终无论关于日记套语的词项或语项的矩阵,都较为容易建立。也就是说,一旦日记研究者普遍打开这一视野,则绘制图表不再是一个是难题。问题只在于,如何建立这些图表的内在结构以及解释这些图表的价值,即如何将图表做得“更好看”。综上而言,将统计学和图表术的方法广泛运用到日记研究中,有很大的研究空间。不过把日记研究做得“更好看”,不仅对研究者提出更高的要求,也可能对读者提出更丰富的挑战。已经有不止一位读者公开声称《清季一个京官的生活》表格太多,影响阅读。这些读者的声音显然并非无理取闹,毕竟,通常由横竖线条组成的表格确实令人感到枯燥。这也是为何许多中文核心学术期刊严厉拒绝作者在论文中插入表格的重要原因:很少有人喜欢一边阅读严肃的论述,一边费力思考表格的深意。然而,如果图表做得足够“好看”,读者难道会拒绝开启严肃的思考之旅?(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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