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類: 政治

　　
直接看一看基督教的圣者的政治理论，对于理解（1）基督教不是出世的宗教；（2）基督教文明，其实就是希腊罗马文明这两点也许是有帮助的。

　　

　　
托马斯·阿奎那（Thomes Aquinas 1227—1274年），是罗马天主教极盛时期的著名的经院哲学家，他是使基督教的神学转而直接以亚里士多德为根据的第一个人。他死后被教廷追赠为圣者。直到现在，罗马天主教拿来跟普世的反宗教和蔑视宗教的思想体系相斗争的，还是他的哲学体系。所以，当代的天主教哲学，称为“新托马斯主义”。

　　

　　
下面摘录据《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1963年商务印书馆版。

　　

　　
一、人的始因，上帝的救恩和人的幸福

　　

　　
人的始因，……就是按其自己的形状以创造人类的上帝。

　　

　　
只有上帝才能满足那种存在于人类心中的欲望并使人幸福。

　　

　　
人……能够依靠理智来认识普遍存在的善性，并依靠意志来要求获得这种善性。但是，普遍的善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找到。……正是上帝而不是别人，他不仅给予国王们和人和禽兽所共同享受的世俗的超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以赛亚书》第51—56页）

　　

　　
二、社会的统治者和艺术家科学家的地位……并无二致

　　

　　
在每一种艺术或科学方面，凡是能够正确地支配别人的，总比单纯胜利地执行别人指示的人更值得称道。在纯理论科学方面，能用教学的方式向别人阐释真理，比只能了解别人的教导更为重要。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一位建筑师同努力按照他的设计图样兴建房重的工匠相比，就因为他设计了房屋而更受尊敬，所得的报酬也比较高。在战争中胜利的光荣多半是留给将军的英明指挥，而不是留给士兵的顽强性的。

　　

　　
一个社会统治者，对其社会成员的德行来说，所处的地位，与教授之对于科学，或建筑师之对于建筑，或将军之对于战争并无二致……

　　

　　
三、人的目的。与此相联系的，君主的任务与教会的任务

　　

　　
上帝是一切事物的目的。

　　

　　
除此而外，天地间的万物无一不在身之外另有目的……

　　

　　
但是，人在尘世生活之后还另有命运，这就是他在死后所等待的上帝的最后幸福和快乐。……既然对基督来说，上帝的幸福是靠基督的血来获得的，并且他是靠圣灵的恩赐才能达到那种幸福，他就需要另一种精神上的指导来领他们到永恒济渡的港口；这种指导是由基督教的牧师为信徒准备的。

　　

　　
人的目的，要到存在于人的本身的任何完美的状态中去寻找。……管理一个社会的最终目的，就在于获得这种完美状态，并在获得以后加以维护。

　　

　　
……人类社会的目的，……是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不过〕社会生活的最终目的，将不仅是德风广播，而且还有通过有德行的生活以达到享受上帝的快乐的目的。

　　

　　
君主的职责，是掌握世俗事务中的最高权力。……但是享受上帝的快乐这一目的……只有神的统治而不是人类的政权才能……达到。……这样的统治，属于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的统治权……委托给祭司长、彼得的继承者和教皇、罗马教皇；基督教世界的一切君王都应当受他的支配……（第84—85页）

　　

　　
四、君主政体、暴君、反抗暴君

　　

　　
〔托马斯·阿奎那在政治学上，其实是亦步亦趋地追随亚里士多德的。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把人称做“政治的动物”，把政体分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事实上，中世纪的西欧，并不只存在君主政体，像威尼斯，佛洛伦萨，有的是贵族政治，有的是民主政治。可是他认为君主政体是最好的。为此，他引了罗马共和末期的长期残酷的内战，作为民主政治不可取的证明。基督教以前的异教时期的古代文化，在教士文明中并不是被抹煞了的。〕

　　

　　
圣保罗说（《以弗所书》4—3）“用和平彼此以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二为一的心”……

　　

　　
蜜蜂有一个王，而在整个宇宙中有一个上帝……这是完全合乎理性的；因为一切多样体都是从统一中产生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人类社会中最好的政体，就是由一个人所掌握的政体。（请注意，这是一个标志着理性是什么，和由理性出发，通过三段论法，推论出所谓必然的结论的一个极典型的例子）

　　

　　
上帝通过他的先知答应他的人民：作为一个巨大的恩惠，他要把他们放在一人之下，只有一个君主来统治他们大众。（第48—49页）

　　

　　
在无道的政权下……它所凭借的统一规模愈大，它就愈加有害。所以，暴君政治比寡头政治有害，寡头政治又比民主政治有害。

　　

　　
……都政权无道的因素是，统治者在追求个人的目的时损害了公共利益。所以，公共利益所受损害愈大，政权就愈加无道……所以，暴君政治是最无道的政权形式。

　　

　　
……使道的政权最好单有一人来掌握……如果这样的政权一旦变为无道，那么由多数人掌权从而在内部的摩擦影响下趋于衰弱，就比较好些。所以，在各种无道的政权的形式中，民主政治是最可容忍的，暴君政治是最坏的。（托马斯·阿奎那要完满的善，这是“有道”。如果我们说，这样的善是不存在的，摩擦总是有的；相反，摩擦即批判，批判可以改善；这样，我们就从完满的善这个命题，转向不断的改善的命题上来，哪种政体最好的结论也就改变过来了。）（第49—51页）

　　

　　
既然一人执政是最优良的制度因而值得欢迎，既然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它经常有可能发展成为政体上说最坏的暴君统治，所以必须采取各种矛盾措施，使提供给社会的统治者不致成为暴君。首先，在可能的候选人中，无论谁被宣布接任王位，都应该具有使他不致成为暴君的德性……（这一条，中国传统再三强调过）其次，君主制度在组织上应作这样的规定，使国王一旦当政时，没有机会成为暴君。同时应该适当地限制王权，使他不能很容易地转到暴政方面去。（第57页）

　　

　　
克服暴政的弊害的办法应以公众的意见为准……特别在一个社会有权为自身推选统治者的情况下，如果那个社会废黜它所选出的国王，或因他滥用权力行使暴政而限制他的权力，那就不能算是违反正义。（第59页）

　　

　　
最后，当没有希望靠人的助力来反对暴政时，就必须求助于万王之王的上帝。……（第60页）

　　

　　
1973年5月24日

　　

…

　　

　　
全国土地财政格局迎来了一个大转折。2022年上半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收入2.3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大幅度下降31%。要判断其原因和未来趋势，需要对土地财政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清晰的梳理。

　　
一、昨天：土地财政从何而来？

　　
在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土地不是商品，需要的建设用地由政府从农民手里征用，并进行无偿划拨。

　　
上世纪80年代，少数城市开始尝试土地有偿出让和住房商品化改革，1990和1992年国务院分别发布了土地出让的暂行条例和暂行管理办法，1993—1994年开始推行住房商品化改革，土地和住房才开始成为商品。

　　
但土地交易从一开始并没有按市场原则来设计。地源仍来自政府征收农民的土地，只给很少的补偿（起初按被征土地农作物年产值的三到六倍计算补偿，后有增加，但多数情况下仍然严重违背等价交换原则）。

　　
政府征收的土地进行初步开发后、通过协议方式（后房地产和商业服务业用地改为“招拍挂”方式）有偿出让，地方政府是唯一的建设用地垄断供应者。扣除征地补偿和拆迁费用后的土地收入、全部归政府所有。

　　
按照早期的设计，住房改革实行双轨并行的体制，为中低收入居民提供保障性住房，为高收入居民提供商品住房。但在实行过程中，地方政府的利益导向使商品房比重越来越大，保障性住房受到挤压。2000年以后，商品房用地的收入越来越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收入来源，从此开始了土地财政时期。

　　
土地财政体制的形成有某种必然性。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有资源集中控制在政府手中，企业没有活力，居民收入被压低且增长缓慢。改革之初，为改变这种僵死局面，政府实行了大规模的放权让利和其他市场化改革。此后，企业收入和居民收入迅速增长，市场初步形成，经济增长加速、而全口径政府收入（起初包括财政预算收入和政府预算外资金收入，后加入土地出让收入和社保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40.2%直线下降到1995年的15.9%（据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数据计算）。在经济逐步走向繁荣的同时，也出现了政府财政困难。为缓解政府财政资金不足，土地出让收入自然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补充来源。

　　
所罗门的魔瓶一旦打开，就很难让其回到瓶子里了。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土地收入越来越大，成了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1998年，全国国有土地出让成交价款约500亿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10%。此后土地出让收入以不可抑制的高速度膨胀——2001年1300亿元，接近地方财政收入的17%；2011年3.3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63%；2021年8.7万亿元，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78%（均不包括在地方财政预算内）。

　　
多年来，它已成为地方政府不可缺少的巨大财源。

　　
从2001到2021这20年，现价GDP年均增长12.4%，现价全国财政预算收入年均增长13.4%，而土地出让收入年均增长23.4%，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长（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计算）。

　　
计算平均地价，2001年每公顷土地出让收入143万元，2011年为978万元，2021年为2393万元。20年间地价上涨15.7倍。

　　
同期消费价格指数（CPI）只上涨58%，工业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只上涨38%（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华经产业研究院数据计算）。

　　
过高的地价大幅度推高了房价，并改变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由于不包括地价和房价，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已不足以反映真实的通货膨胀率。

　　
而地价和房价飞速上涨，是几方面影响因素合成的结果。

　　
从供给侧来说，一个正常因素是城市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带来的城市用地和城市周边待开发土地升值。

　　
从需求侧而言，城市化快速发展造成的房地产需求上升，而土地资源相对有限，持续拉动了房价和地价上涨。

　　
第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更加突出，即长期以来货币增长大幅度快于经济增长，货币超发造成的多余购买力大量流向房地产，造成越买越涨、越涨越买的趋势，成了长期不破的资产泡沫。

　　
第四个重要影响因素是地方政府的作用。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出让收入来得容易，用得方便，监管不严，透明度低，一方面可以用来搞各种地方政府想搞但没有其他资金来源的投资项目，既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建设，也包括政府楼堂馆所等各种自我服务设施，另一方面还可以增加包括“三公消费”在内的党政机关行政管理费用。

　　
更严重的是，在政府垄断地源的情况下，大量的官商勾结腐败案件都与土地和房地产交易有关，给腐败官员带来了巨额收入，造就了一大批隐性富豪——在种种利益驱动之下，地方政府可以利用其独占地位，通过控制土地投放量，借“招拍挂”尽量抬高地价，以获得最大收益。这也导致政府在资源配置中所占份额不断扩大，挤压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形成与改革开放前面20年的放权让利截然相反的趋势。

　　
二、今天：土地财政的4大负面影响

　　
由于地价房价不断上涨，土地似乎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财源。土地财政的基础条件是城市化带来的效率提高，产生了巨大的溢出效应。随着土地资源商品化、资本化，成为巨大的财富源泉，政府的土地收入也确实在过去的经济建设中起了巨大的作用，推动了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条件快速发展完善，过去20年间对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作用不可忽视。

　　
但同时，土地财政体制的负面作用已经越来越大。

　　
其一，随着地价不断上涨，推动房价迅速上升，普通百姓购房、租房负担越来越重。

　　
2001年，全国房地产企业的商品住宅平均售价2017元/平米，2021年升至10396元/平米，已是原来的5倍以上。但这远远没有反映出大城市房价的涨幅。在一线城市，房价涨了几十倍。而此期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名义涨幅不到6倍。

　　
北京市四环路到五环路间的房价目前大约在5—10万元/平米，2020年北京市私营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9.06万元，只够负担1—2平米的房价。

　　
目前大城市有房居民和无房居民的生活冰火两重天，天价住房让外来年轻人望而却步或最终不得不离开。留不住年轻人的城市，未来可能是人口老化、人力资源枯竭的城市。

　　
其二，农民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宪法规定农村土地为农民集体所有，因此农民在符合国家的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应当有处置属于自己的土地和获得合法收入的权利。城市周边土地大幅度增值，是城市规模经济的溢出效应所致，不应全归农民集体或个人，政府有理由通过税收提取土地增值的一个合理部分用于公共目的。但在现行制度下，如政府以获利为目的，用征地的方式把土地收归国有，独占土地收入，实际是违反宪法的。目前，除一些大城市周边征地有高额补偿，在很多情况下农民并未获得足够的补偿。这对农村发展和提高农民的财产收入有严重的不利影响。

　　
其三，地价房价的持续畸形上涨扭曲了国民财富分配格局。

　　
伴随中国几十年来的经济快速发展，居民收入迅速提高，中等收入阶层不断扩大，90年代的住房改革又把原来的公有住房以低价卖给城镇职工，使他们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房产。这些本来创造了一个改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良好条件。

　　
但过去20年，地价房价的过度上涨，在很大程度上打断了这一进程，实际上形成了对新一代中低收入群体的掠夺。中年以下的中等收入人群或者背上了沉重的房债，或者成为永久的无房户。房贷和房租大大压缩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使他们很多人只在名义上属于中等收入阶层，实际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甚至下降。

　　
过高的地价和房价还推高了商业、服务业和制造业的租金水平，把成本转嫁给各行各业和消费者，而占人口少数、囤有多套住房的富裕阶层，则可以轻松凭借房价上涨使财富快速升值。因此土地财政实际造成了财富的逆向再分配，是导致财富占有差距持续扩大和国民经济各行业间苦乐不均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全口径政府收入（包括财政预算收入、以土地出让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社保基金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全口径政府支出已分别上升到GDP的35%左右和40%左右，政府配置资源的程度大体回到了改革前的水平，其中土地出让收入扮演了重要角色。

　　
市场配置资源的比重与上世纪80—90年代相比、被大大压缩，出现了背离改革大方向的趋势。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政府收入占比高的情况差异很大，后者占比高是因为政府承担了大量公共服务和收入再分配的功能，而我国这样高的占比中很大部分是政府直接参与资源配置。

　　
其四，地价房价持续上涨和相关的金融扩张导致了越来越大的金融风险。

　　
2020年，房地产业创造增加值7.3万亿元，占GDP的7%，但房地产相关贷款已超过67万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的39%，相当于GDP的66%。2020年我国房地产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已经高达80.7%，居民的房贷规模也越来越大（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和郭树清：“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2020年12月）。

　　
地方政府的高负债也与土地有密切关联。这样高额的负债还不仅仅是因为地价和房价越来越高，也是因为融资的放大效应。因为地价不断上涨，变相鼓励了房地产企业用外部融资囤地囤房，地方政府还可以用升值后的土地做抵押，借更多的贷款进行新的土地开发和其他投资。资产泡沫和金融泡沫促使经济继续脱实向虚，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挤压作用，并形成了巨大的风险。

　　
这些越滚越大的债务虽然有价格不断上涨的土地和房屋为抵押，表面上安全，但一旦地价房价由涨转跌，就可能引发坏债连锁反应，引爆金融危机。

　　
综上所述，土地财政已经成为一个加剧经济结构失衡和财富分配失衡的因素，土地相关制度亟待改革。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今年的土地收入大幅下跌说明，现有的土地财政格局已经维持不下去了。

　　
三、明天：调整政策，重振改革，化硬着陆为软着陆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1990年到2021年，全国已累计销售新建商品住宅202亿平米。房地产企业目前正在施工的房屋面积还有97亿多平米，此外，在住房商品化之前和来自非商品房的城镇居民住宅存量估计90—100亿平米。待目前施工中的住宅完工后，全国城镇住宅城镇居民住宅存量总共将达到380—390亿平米。

　　
按现有城镇人口计算，人均拥有住房面积41—43平米（按42平米计），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城镇住房建设已经接近饱和。

　　
假设今后到2035年，城镇化率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75%，城镇人均住房面积从目前的42平米提高到50平米，城镇充其量还需要新建150亿平米住宅。未来14年，平均每年只需新建10.7亿平米住宅，城镇住房就将完全饱和。

　　
而过去3年，平均每年新开工住宅面积高达15.9亿平米。这意味着今后房地产业哪怕只保持现有建设规模不再增长，未来也将出现非常严重的住房过剩，每年都会有约1/3的新建住房（5亿平米）卖不出去。相应地，房地产业对土地的需求量也将至少下降1/3（实际下降幅度可能更大，因为房地产企业目前还囤有相当数量的待开发土地），使地方政府的土地收入大幅度缩水。

　　
据这些情况判断，今年上半年出现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度下降，并非短期波动，很可能代表了土地和房地产市场走势的根本拐点。只是由于今年经济形势不佳，土地需求颓势更加突出。

　　
在住房和土地需求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未来经济会发生什么？

　　
大致会有硬着陆和软着陆两种可能。这里先对硬着陆的情况做一些大胆推测。作者希望这只是杞人忧天，推测错误。

　　
土地成交可能转向量价齐跌。地方政府收入大幅度减少，以前那种不计成本、不算回报、寅吃卯粮、大拆大建、为了一时的政绩大手笔投资的格局难以为继，政府消费靠土地收入挥霍、钱权交易靠土地收入大行其道的局面也无法维持。靠政府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不再是一个现实选择。

　　
地价下降到一定程度，大量以土地为抵押的政府贷款将会成为不良贷款。银行的坏账率会大幅上升。政府债券到期不能兑现的情况可能大量发生。出现较普遍的偿债危机。

　　
土地收入下降的直接原因是房地产业已进入衰退。今年上半年，房地产业的土地购置面积和土地成交价款分别下降了48%和46%。同期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下降27%和32%，意味着房价和销量同步进入下降期。地价下降还有一定的滞后期，但估计坚持不下去。房屋销售和房价大幅下降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会有相当多的房地产公司倒闭，坏债大量发生。

　　
房价降到一定程度，一些贷款买房的居民会发现与其继续还贷，还不如直接违约，因为市场上的现房可能变得更便宜。这与当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相仿，会使银行的处境雪上加霜，坏账进一步增加。政府可以禁止房地产公司降价售房，但房子卖不出去，房地产企业倒闭可能更多，对银行的打击可能更大。

　　
大银行有政府支持，不会倒闭，但坏债会严重影响资金周转，把影响扩散到实体经济。中小银行将面临严重挑战，对实体经济影响可能更大，可能拖累整体经济进入较长时期的衰退。

　　
有些人也许会主张重走大规模货币放水的老路来救经济、拉增长，但可能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最终需求在消费者一端，没有最终需求回升，大量增加流动性、只会加剧坏债螺旋形攀升。

　　
上述情况只是一个沙盘推演，作者希望不会发生。现实情况永远比理论推演更复杂多变。

　　
但一旦发生上述情况，需要有理性的宏观政策应对，同时痛下决心，推进改革。如果应对得当，有可能使硬着陆变成软着陆，可以考虑以下措施。

　　
延长还贷，清理坏债，收缩房地产规模，整顿金融，稳定储户，防止挤兑。

　　
如果发生全面的资金周转困难，货币当局可能需要释放一定量的货币维持资金周转，同时面对企业面临的困难，货币当局可以考虑降息作为一个选项来缓解企业的负担，但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总量控制，坚决不搞大水漫灌。利率与货币量的变化之间未必是线性负相关关系，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可能有很大差异，这方面的问题还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财政政策不宜把重点放在扩大政府投资。保护失业者、低收入者和稳住最终需求是当务之急。强化失业保障，对未被失业保险覆盖的失业者（包括符合常住人口标准的失业外来农民工）进行普遍救济，促进消费需求尽快回升，引领经济回升。

　　
政府收购适用的滞销房产，转为廉租房和公租房，并通过政府采购扩大保障性住房建设；一方面减轻房地产业和银行业受到的冲击，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方面））把保障性住房覆盖面扩大到合理水平，分步使保障性住房能够满足城镇低收入和中下收入居民的居住需要，应覆盖未取得户籍的城镇常住人口。但整个过程必须公开透明、建立规范，防止幕后交易、私相授受。

　　
改革土地制度，政府征地仅限于公益性和必须的基础设施建设，并参照市场地价予以补偿。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商业性土地需求通过市场满足，不必通过政府征地。允许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允许农户闲置宅基地在不违反土地规划用途的条件下进行使用权的有偿转让，取消对需求方身份的限制。

　　
改革土地增值税制度，政府对土地交易中的大幅度增值部分征收适当比例的土地增值税，用于补充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金的不足。

　　
政府要过紧日子，压缩不必要和不急需的政府支出，转向量入为出的理财观念，把更多的资源留给市场配置，尽量减轻企业负担，帮助企业渡过难关。实现政府职能转变，政府退出竞争性市场活动，转向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中心任务。

　　
多用普惠政策，少用特惠政策，对民营企业要一碗水端平，鼓励公平竞争，改善营商环境，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

　　

…

　　

　　
作者：萨拉·弗朗德斯 (Sara Flounders)，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长期以来致力于维护社会正义的事业。翻译：任平生。本文发表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
　　

　　
自这篇文章于…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是伟大复兴的行动纲领，其主旨可以概括为：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指导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心任务和以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将基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和世界现代化历史经验教训，批判西方式现代化及其理论，从中国式现代化蓝图、中国式现代化内涵、中国式现代化首要任务三个方面阐释党的二十大报告。

　　

　　
世界走出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的时代已经来临

　　

　　
在人类发展长河中现代化还是非常短暂和局部的现象，在过去两百多年以来仅少数国家实现了现代化。从新结构经济学基于禀赋结构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根源于世界各地禀赋结构的差异性，而现代化的本质是改变自身支配社会变迁的禀赋结构决定的生产结构从而引发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安排，而不是本末倒置地照搬照抄西方现代化之后的与之相适应的西方上层建筑安排。

　　
西方发达国家虽然率先完成工业革命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建立了一套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引领了世界的现代化，但最初采取的主要手段却是对外发动外战争殖民掠夺和对内采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非文明型现代化道路。我国历经百余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七十余年通过对内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外采取和平公平经贸交往就在超过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家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毋庸讳言，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甚至更大众化的现代化观念其实都是西方中心主义主导的，即便是那些声称竭力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史家也把世界的现代化等同于欧洲三大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向全球的传播，并把西方实现现代化之后的上层建筑作为现代化的标志和实现现代化的手段。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世界观的产生和全球性的流行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工业革命之后西方长期拥有支配全世界的经济与军事实力、西方有意打造的极具欺骗性和安抚性的讲述“西方故事”的流行史观、发展中国家（非西方世界）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报着西天取经的心态亦步亦趋。

　　
例如，欧美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的份额从1750年的不足四分之一飙升到1900年的超过五分之四，但是西方世界在历史叙事和理论构建中却有意掩盖了自身崛起的真实历史，并傲慢地认为自己高人一等，在许多场合下这种信念进一步强化了他们早就怀有的基督教优越性的观点，而非西方世界对西方崛起的西方叙事却信以为真，并且亦步亦趋，但邯郸学步的效果甚微。

　　
尽管20世纪以汤恩比和斯塔夫里阿诺斯等为代表的全球史家为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史观并为梳理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多样性做出了努力，但由于缺乏非西方文明的重新崛起，方家和大众都难逃西方文明优越性的陋见，也无力客观地审视人类文明多样性的根源，当然也就无法跳出以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的现代化框架。具有中华文明根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将彻底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世界观，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提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的理论意义所在。

　　
例如，20世纪刚开始，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这八国是当时世界上的列强，是当时世界上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它们的GDP按照购买力平价来计算占到全世界的50.4%。那么到2000年的时候，对应地有一个八国集团。它们的GDP占到全世界的47%，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化的国家。但是到了2018年的时候，八国集团的经济总量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降到只有全世界的34.7%。按照市场汇率计算，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全世界的3.6%，只有美国的11.8%。

　　
中国现在的经济总量占到全世界的18.5%，超过美国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70%。如果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14年的时候中国已经超过美国变成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使得自从新文化运动以来国人有自信心重新审视现代化的参照系首次成为可能。

　　
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西方国家的崛起也只不过是过去两百年来的短暂现象。现代化的概念不应该以西方化范畴来定义，这种反思虽然日益深入人心，但是究竟该如何定义现代化却众说纷纭。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与转型经济学、发展社会学与转型社会学、发展政治学与转型政治学等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从不同侧面与层面予以了探讨。

　　
基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范式，我们主张不以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而从一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基础（禀赋结构与生产结构（产业与技术））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金融、教育、政治、文化等）的结构转型来界定自身的现代化，并以相对于前现代社会的性质来识别现代社会的性质，即从人类发展史来看其本质是走出前现代化社会的马尔萨斯陷阱。

　　
人类作为一个物种起源于旧石器时代中期，即大约25万年前到5万年前之间的某个时间，那时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主要是为了生存从环境中收集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即采集活动。其后，人类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发明了农业，这种由食物采集者到食物生产者的转变，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巨变。由于各个大陆自然环境的不同，也就是禀赋结构不同，物种的起源不同，对动植物的驯化难易程度不同，就导致了世界各地定居的农业产业结构变迁不同，从而塑造了多样的古典文明。

　　
然而，由于支配农业的禀赋结构主要是存在上限的自然资源，前现代社会人们所有的努力——努力寻找新的土地资源、努力开发新的农耕技术、努力掌握自然世界的新规律等等，虽然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但是却无法同时改善生活水平，这一支配前现代社会变迁的机制便是著名的“马尔萨斯循环”。英国在工业革命之后率先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开启了人类现代化之先河。

　　

　　
西方侵略式现代化及其理论批判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现代化国家通过血腥的殖民运动，积累原始资本并催化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实现持续不断的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上层建筑的各种“现代化”，社会、政治、文化也随之不断演进，不仅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而且，国家实力不断增强，拉开了和亚非拉国家的差距，并将其置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控制、掠夺之下。例如，1800年欧洲人就占领和控制了世界陆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一数字上升到67%，1914年超过84%。1800年早期美国人就通过在土耳其种植鸦片参与鸦片贸易为其东海岸的著名大学和贝尔研制电话提供资金。

　　
虽然大量经济史研究也表明工业革命之前西方并不领先于东方，甚至落后于东方。例如，在1750年时世界上的大多数制造业产品还是由中国（占全世界总量的33%）和印度次大陆（占全世界总量的25%）制造。然而，正如文一所揭露的，西方经过上百年打造形成了一套极具欺骗性的讲述“西方故事”的流行历史观：“正是古希腊独有的民主制度与理性思维传统，以及古罗马和日耳曼部落遗留的独特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近代西方科学与工业文明赖以产生的制度基础，从而在文艺复兴以后演变成一种不同于‘东方专制主义’的民主议会制度和法治社会。

　　
这种包容性议会政治制度和法治社会，决定了包容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比如契约精神、人性解放、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对专制王权的限制，因而有效降低了各种市场交易成本（包括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激励了国民财富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创新发明，导致‘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两场革命的爆发”。

　　
中国在极具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的超常经济增长使全世界吃惊和迷惑不解，以至于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不尽快移植西方政治制度，这一增长奇迹不可持续。事实上，正如张夏准所考证的，当今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比如民主制度、官僚和司法制度、知识产权制度、公司治理制度、金融制度、福利与劳工制度等等，其实都是工业革命的直接产物或者说是现代化的表面产物而非根本原因。

　　
然而，讲述“西方故事”的西方理论，比如新制度经济学虽然在颠倒因果，但并不妨碍其日益成为主流理论叙事。与之相反，符合人类历史发展事实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叙事反而在各种理论特别是经济学主流理论中日渐式微。因此，迫切需要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中加强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来实现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中国化，从而更有效地指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以及供其他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借鉴。

　　
1826年1月23日，西班牙国旗在秘鲁的卡亚俄港黯然下降，结束了300多年的殖民统治，拉美整体上取得独立。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面积。1944-1985年共有96个国家赢得独立，约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然而，到目前为止，在原来的近两百个发展中经济体里，只有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一步发展成为高收入经济体，中国大陆很快将成为第三个，而且是唯一的大国。

　　
即便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87%的经济体在其后将近半个世纪里，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阶段，跨越过中等收入的13个经济体，其中8个是原本差距就不大的西欧周边国家或石油生产国，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

　　
苏联在苏共“二十四大”宣称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之后于1991年解体。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到2017年仍有占世界总人口9.3 %的6.99亿人生活在一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之下，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贫困线下的人口高达4.33亿。后发国家充满挫折的现代化历程表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过去涌现的各种现代化理论大都无功而返，这说明迄今为止非洲南亚贫困陷阱、拉美中等收入陷阱和东欧转型陷阱中的国家还没有成功找到实现现代化的道路。

　　
我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过程中需要坚持四个自信，需要总结出适合自身的现代化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勇于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总书记也强调，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站稳人民立场、把握人民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思想方法。

　　

　　
中国式现代化求索与伟大变革

　　

　　
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中国历经百余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民族独立，建立并巩固了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仅仅用了七十余年就让超过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全部摆脱贫困，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仅用了几十年时间就走出了马尔萨斯陷阱，坚持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文明五千年历史长河中的现代化转型。

　　
走出马尔萨斯陷阱是中国与西方现代化的共性，也是现代化的共性，但与西方采取的主要手段却是对外发动战争殖民掠夺和对内采取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不同，中国通过对内采取社会主义制度和对外采取和平公平经贸交往实现了文明型现代化转型。

　　
例如，中国在海外从未有过一寸殖民地和一个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军事基地，跟一百二十几个国家是第一大贸易伙伴，跟七十多个国家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对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中国不是第一大贸易伙伴就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因此，中西方现代化道路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文明型现代化与非文明型现代化之分，中国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实现文明型现代化转型除了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之外，在吸取经验教训之后，实事求是地采取符合国情的中国式现代化是根本原因。“中国式的现代化”是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首先提出的概念，其初衷是反对急躁冒进，确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目标；反对照搬西方经验，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经济转型并没有遵循“华盛顿共识”，而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式推行渐进式改革。最初，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转型方式是比计划经济更不理想的制度选择，会导致贪污腐败现象更为普遍，并影响经济效率。实际上，通过推行这种转型方式，对原有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提供保护补贴，维持了经济稳定，同时，放开符合比较优势、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产业的准入，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原来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逐渐符合比较优势，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条件。

　　
而那些根据“华盛顿共识”来推进经济转型的经济体，绝大多数都出现了经济崩溃、停滞、危机，而且腐败、贫富差距等问题非常严重。现在看来，世界上转型比较成功的国家，推行的都是这种被主流经济学界认为是最不科学的转型方式，即双轨渐进式的改革。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取得显著成效，为我们继续前进奠定了坚实基础、创造了良好条件、提供了重要保障，同时一系列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

　　
党中央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坚克难，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特别是我们经历了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三件大事：一是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三是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新时代的伟大变革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累了坚实的禀赋条件。十年来，我国经济实力实现历史性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8万元增加到8.1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从54万亿元增长到114万亿元，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5%，提高7.2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过28%，稳居世界首位；2021年我国国际专利申请量达6.95万件，连续3年位居全球首位；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2021年进出口总额达到6.1万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规模达1735亿美元；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为现代化建设积累了丰裕的人力资本，2020年我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数达870万人，其中STEM专业（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相关专业）占比达62%。此外，我国的生态禀赋与制度安排以及安全条件也得到巨大提升。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们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健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我国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全面深化改革，许多领域实现历史性变革、系统性重塑、整体性重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我们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坚定的意志品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国家安全得到全面加强。

　　
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最终实现中国人民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提出了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党的二大通过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最低纲领是进行民主革命。1925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周报》发刊词中写道：“为什么要革命，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要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努力奋斗。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彻底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八大修改的党章规定，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召开的十二大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和“小康”战略目标。1978—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2%，我国高速增长期持续的时间和增长速度都超过了经济起飞时期的所谓的“东亚奇迹”，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为了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均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主题。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庄严宣告，我们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党的二十大报告已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绘制成了具体的建设蓝图。

　　

　　
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蓝图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党的第二个百年目标是在新中国成立百年时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二〇三五年我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再上新台阶，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明显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社会保持长期稳定，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全面加强，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的主旨可以概括为：以理论创新，即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完成两大任务，即“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党的中心任务，从十二个方面做了具体部署，包括：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强化现代化建设人才支撑；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主要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鲜明特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特点实际上反映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根基禀赋与目标价值取向及其对人类文明的伟大意义。我国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想要振兴发展，最重要的就是秉持唯物辩证主义，实事求是、立足国情、走自己的路。现代化不能仅仅是少数人、少数地区、少数领域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全国各地区协同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一体发展。

　　
过去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实现了现代化，但走的是暴力掠夺殖民地、帝国主义控制他国，掠夺自然，是以其他国家落后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现代化，是一种非文明形态的现代化。与西方极力掩盖其殖民掠夺一样，西方也不溃余力地渲染极端环保主义来掩盖其对自然的掠夺，无端指责发展中国家由于所处发展阶段不可避免地存在的污染问题。

　　
以碳排放为例，从1900年算起的人均累计排放，全球平均水平是209吨/人，中国仅157吨/人，而美国高达1218吨/人，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比中国多得多。相反，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种文明形态的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创造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亦是中国式现代化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忽视的鲜明特点和伟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就指出，我国14亿人口要整体迈入现代化社会，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将彻底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描绘的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届时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将明显超过高收入门槛，巩固地处于高收入国家行列。

　　
中国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意味着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经济体中的人口比重将由现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届时，不仅14亿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将极大改善，而且将为其他50多亿中低收入国家人民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丰富的技术来源，也将提供更多的中国经验用于帮助这些国家管理自己的发展进程，将极大地推动全世界的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与战略步骤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明确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点所确定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核心，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在总结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时，第一条就是“坚持党的领导”，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扭转近代以后的历史命运、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最根本的是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并强调，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并号召，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具体路径。这是结合中国国情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指导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并强调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1996年以前，我国属于低收入国家，1999年巩固地进入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2010年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6年，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相当于对应年份高收入门槛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这表明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向高收入门槛值的收敛速度几乎是指数式的。要扎实推进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到2035年实现我国人均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在202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的第一步发展目标。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时代“两步走”的中国式现代化强国战略步骤是综合历史经验教训与发展基础形势做出的既符合客观发展规律又积极有为的战略部署，将规定具体的方针政策。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指出经济建设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量力而行，积极奋斗，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四十多年来，党始终不渝坚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十三大首次将“三步走”战略目标明确为经济建设目标：第一步是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一九八〇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是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2000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21.86倍，翻了四翻多。

　　
十五大将第三步战略目标进一步细分为了三步，并提出了具体的时间表，尤其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十九大将第二个百年目标细分为两个阶段来实现。党的二十大报告再一次具体明确了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以及在基本实现现代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奋斗目标。

　　
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更是开创性地对接了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主要目标任务是：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提升，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取得重大进展；改革开放迈出新步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更加完善；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劳动报酬提高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基本同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美丽中国建设成效显著；国家安全更为巩固，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实现，平安中国建设扎实推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进一步提高，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理论创新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的第二部分系统阐释了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并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

　　
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共产党通过不断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一般性的学理内涵，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结合反映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和马克思唯物辩证主义物质第一性原理的禀赋结构作为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依据，即中国式现代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三个基本点”则是一个国家由其禀赋结构所客观决定的国家发展、转型与运行，其结合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一个国家的具体社会形态，即十九大、十九届六中全会就提出的“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十三个方面成就”。

　　
反观主流的现代化理论，来自于西方发达国家，其理论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把发达国家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作为理想的现代化目标。在其理论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而没有质的区别，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都当作是应该消除的扭曲。然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既有量的差异也有质的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反映的既有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的“经济基础”的不同，也有和不同经济基础所导致的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的不同，不能简单地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异都当作是扭曲来对待。

　　
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有由其禀赋结构所内生的产业、技术、硬的基础设施、软的制度安排的结构差异性，如何从一个较低的结构升级到一个较高的结构属于“发展”的问题，如何从一个有扭曲的结构向没有扭曲的结构转变则属于“转型”或改革的问题，同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在不同的结构状态下经济社会运行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任务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高质量发展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我们党历来都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也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二十大报告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进程中详细地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内容、关键环节与薄弱环节。高质量发展概括起来讲就是在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高质量发展成效如何直接关系现代化伟业能否如期实现。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从五个方面侧重阐述了高质量发展的重点内容。

　　
第一，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我们要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持续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根本。我们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第三，农村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我们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第四，协调发展是同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保障。我们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

　　
第五，对外开放依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竭动力。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新结构经济学阐释

　　

　　
党的十九大已明确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过往各界对高质量发展内涵的认识普遍存在两个误区：其一是把高质量发展与经济合理增速对立起来，其二是把高质量发展狭隘化而没有置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高质量发展包含了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内涵，并要求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为了如期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合理增速意义重大。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起草情况作说明时就明确提出“文件起草组经过认真研究和测算，认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这要求2021年至2035年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要保持在4.7%左右，未来十五年也具备这样的增长潜力。

　　
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禀赋条件已经大幅度改变了我国的比较优势，使得我国发展阶段发生了显著的提升。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演讲时就强调，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正在进行深刻的方式转变和结构调整，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并成为国家“十三五”规划的基本框架。因此，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必须要有新发展理念与之适应。

　　
在我国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之后，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的战略抉择。同时，我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主要矛盾也随之改变，随着经济体量增大（如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已达18.5%）和经济结构升级（如可贸易性低的服务业比重上升，2015年就超过了50%），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大循环动能明显减弱，经济发展决定于国内经济循环的特征将日益明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是经济发展规律在当前阶段的体现，也是必然的战略抉择。因此，2020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

　　
随着我国发展阶段的提升、比较优势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升级，教育、科技、人才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在十四亿多人口迈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前景广阔，潜力巨大，要充分发挥三大优势（后来者优势、换道超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强化高质量发展的三个关键环节（缩小差距、领先突破、自立自强），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首要任务上率先取得突破。

　　
在新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后来者优势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的收入水平已经非常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与欧美高收入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差距就代表潜力，就有很多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机会，即使存在引进障碍但追赶路线也是明确的，这种类型的创新成本相对低，风险相对小。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实现迅速的追赶，而且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禀赋条件已经具备了高质量追赶的比较优势。

　　
发挥后来者优势的关键在于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在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发挥换道超车优势实现领先突破。在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和数据资源开发的新经济方面，我国和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拥有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大、全世界配套最齐全的产业、应用场景广，具有其他国家没有的优势，我国独角兽企业大量涌现与数字经济异军突起就是例证。

　　
按《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的测算，截止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已经达到了38.6%。换道超车优势的关键在于人才强国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在新发展阶段要加快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实现自立自强，解决重点领域的“卡脖子”问题，保障国家发展安全。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要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优化配置创新资源。

　　

　　
优先发展解决高质量发展的薄弱环节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引发的中美摩擦会持续很长时间，面对美国“卡脖子”和战略抑制的问题也不用太悲观，关键还是要保持我们自身持续发展的战略定力。我国在2020-2035年还有年均约8%的增长潜力，如能实现年均5%-6%的增长，那么到2035年就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在2035-2050年，我国还有约6%的增长潜力，如果能够实现4%的增长，那么到2049年，我国人均GDP可以达到美国的一半，GDP总规模为美国的两倍，其中东部经济发达地区“三市五省”的人均GDP、经济规模、产业、技术水平都与美国水平相当，美国不再有卡中国脖子的技术优势，中美关系也会因此达到新的平衡。

　　
事实上，2020年以长三角、大湾区和京津冀这三极引领的7个现代化水平最高的沿海省份合计的经济体量已超过全国的40%，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成都这四个高质量增长极引领的35座现代化水平最高的省会与副省级城市合计的经济体量也超过了全国40%，目前的整体水平事实上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真正的挑战还在于自身的薄弱环节。现阶段收入最低的40%家庭的月人均可支配收入尚不及1千元，大约有6亿人。我国的低收入人群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的农村、农民工群体和少部分城市里的低收入家庭。现阶段我国还有超过5亿农村人口，农民工总量近3亿人，就业人员中小学及以下、初中受教育程度人员所占比重合计超过60%，河北、贵州、广西、黑龙江、甘肃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尚不及北京的30%，宁夏、新疆、河南、云南、西藏、青海、吉林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尚不及北京的35%，在19个城市群（含40个都市圈）之外的偏远地区还有超过3.5亿人口。

　　
乡村振兴、民生就业、区域协调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三个薄弱环节，也是全面现代化的潜力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要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要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要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现阶段也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高质量增长极率先实现现代化为牵引协调推动各个地区的现代化，确保全国各地同步到二0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习近平总书记20多年前曾经在《发展经济学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兼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借鉴》一文中就提出要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我们向以西方经济学为基础的发展经济学寻求理论借鉴，并不仅仅是为了在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上得到一定启示，受到某些帮助，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种学习、借鉴，能够在我们已经具有的经济、政治、文化、历史、哲学等传统的基础上，创立一门社会主义的发展经济学，这是历史的呼唤、时代的期盼，我们期望着社会主义发展经济学能够‘花开枝头’、‘红杏出墙’！”

　　
新结构经济学就旨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应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总结中国式现代化经验，通过自主理论创新建立一门关于国家发展、转型与运行的一般化的现代化理论体系，是往习近平总书记所指方向的一个初步努力，并且已经得到其他一些发展中、转型中国家的借鉴并取得成效，实现了“红杏出墙”。我们要加快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加快经济学的自主理论创新，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两大任务，贡献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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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前所未有的货币“洪水”，中国必须尽快识别出其经济“大堤”最危险的地方。本文尝试用资产负债表作为“辅助线”，根据三个宏观经济假说，推导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政策的最优选择。

　　

　　
假说
　　

　　
假说1：资产负债表与全球分工

　　
全球化背景下的国家可以简化为资本国和制造国两类。资本国负责创造债务，处于债务端，其经济特点是资本项顺差，贸易项逆差；制造国负责创造资产，处于资产端，其经济特点是贸易项顺差，资本项逆差。由于资产负债表两端一定是相等的，资本国债务紧缩（缩表），必然导致制造国的资产同步紧缩；同理，制造国的生产下降，也必然导致资本国的债务同步紧缩。这意味着制造国的短板是虚拟经济；资本国的短板是实体经济。

　　
假说2：投资-消费与资产负债表

　　
投资和消费分别与资产-负债表两端相对应：制造国（资产端）带来的是投资需求；资本国（负债端）创造了主要的消费需求。由于制造国创造的供给，必定远大于自己的需求；而相应地，资本国的生产，一定满足不了自己的需求。因此，位于负债端的资本国，存在控制市场需求；而位于资产端的制造国，则需要控制市场供给。在这种分工模式下，只要确保商品供大于求，资本国就可以用市场需求控制制造国；而一旦资本供大于求时，制造对资本的需求，导致其反过来也可以控制资本国。

　　
假说3：资本-劳动的供求镜像

　　
资本和劳动不会同时过剩或不足。两者间存在着镜像关系：一方过剩另一方必定不足。全球化发生的内在动力，就是过剩的资本为克服本国劳动不足的制约，而将产业链拆分后全球布局，因此只要资本扩张，全球化就是不可逆的。这一规则可以进一步用来判断资产负债表涨缩对就业的影响。若资本国的资本供给充足，资产负债表扩张，则制造国的劳动就会变得供不应求，就业率就会提高；反之，若资产负债表衰退，则制造国的劳动就会供大于求，出现失业。

　　

　　
推论
　　

　　
1.“中美资产负债表”

　　
过去20年的全球化也可以近似视作中美两国的全球化，美国在债务端，出口资本并创造消费产品需求；中国在资产端，负责出口产品并创造资本借贷需求。在2010年到2020年全球化的高峰期，全球新增18万亿美元的GDP中，中国贡献了8万亿，美国贡献了6万亿，其余各国一起贡献了4万亿。[1]如果中美脱钩，将导致中美同时出现“症状”完全相反的资产负债表衰退（balance sheet recession）——中国会因为没有消费者导致生产过剩，非金融企业倒闭，就业消失；美国则会因为没有借款人而导致资本过剩，债务缺少流动性，金融部门倒闭。中美两国的短板分别是资本和产业链。一旦两国脱钩，中国将失去资本和市场；而美国则会失去劳动和产业链。针对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如果将这一阐述解读为虚拟经济不重要，将会犯下极大错误。因为一旦脱钩不可控的发生，没有强大的内生的金融支撑的负债端，就不可能有巨大的消费，“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通通都会成为一句空话。

　　
推论：打造中国资产负债表的关键在于资本市场。

　　
2. 2008年的反周期扩张

　　
在2008年美国负债端收缩时，为何中国的资产端可以逆势扩张？这是因为中国在由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构成的银行体系中分别有两个资产负债表。央行的信用和美元等国际上高流动性资产挂钩，创造基础货币，确保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和劳动可以参与美元主导的全球分工；商业银行则通过购买国内高流动资产（主要是房地产），通过社融创造M2，为地方政府、企业部门、家庭部门资产负债表的扩张提供强大的债务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的债务端收缩，导致中国的顺差减少，通过结汇被动扩表的央行资产负债表随之收缩；但与此同时，与美元周期无关的房地产市场却因政府的逆周期调控而大爆发，为商业银行提供了高流动性的抵押资产，政府、企业以及家庭部门的资产负债表随之扩张。可以说如果没有房地产市场，就不会有2008年之后中国经济的反周期扩张。2022年美联储再一次激进加息，如果中国不能尽快修复第二张资产负债，就难以像2008年那样再次进行反周期操作。中国宏观经济调控近些年的最大错误，就是通过超量卖地和打压房价，使得房地产市场在2021年进入衰退。日本当年正是因为主动捅破房地产泡沫，才导致日本全社会的资产负债表被大规模损坏，从而陷入由于资产负债表衰退而导致的“失去的三十年”。

　　
推论：建立中国资本市场的关键在于房地产。

　　
3. 流动性！流动性！流动性！

　　
中美之间的竞争最终就看谁能率先重建资产负债表——如果中国先完成资本内生，就能内生出足够的需求，则中国胜出；如果美国先形成去中国化的产业链，就能内生出足够的供给，则美国胜出。好的资本市场有三个特征：（1）流动性好，资产可以随时套现；（2）规模大，交易的波动性较小；（3）估值高，更长时期的收益可以贴现。全世界有不少资本市场，但真正具有这三个特征的只有美国股市、日本债市和中国房市。中国的债市不仅流动性差、而且规模小，难堪大用；而股市甚至不如印度；期货市场更是几乎没有存在感；房市是中国唯一符合这三个条件的资本市场。本次房地产泡沫的形成，与地方政府借货币化棚户区改造、城市更新和城中村改造向市场大量投放土地（包括增容方式）密不可分。中国要想保住实体经济的资产负债表，恢复流动性，就必须减少房地产市场的供给，房地产政策要从“增量抑价”转变为“抑量保价”，必要时甚至要回购已经进入市场的土地和烂尾楼。本轮经济危机的根源是房地产，在没有救活房地产之前，中国经济将会持续萎缩。即使美联储停止加息缩表，美元再次进入扩张周期，也不足以弥补中国房地产收缩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推论：确保房地产流动性的关键在于恢复楼市“供不应求”。

　　
4. 救实体还是救虚拟？

　　
同样是救市，美国和日本的政策选择完全不同。美国是直接进入资本市场，接手华尔街丧失流动性的债务，迅速恢复资本市场的流动性；日本则是沿用大萧条时期凯恩斯式的新政，通过财政扩张，投资基础设施，用政府新增负债对抗社会资产负债表的衰退。结果表明，美国的救市效果要远远好于日本。这为中国的危机应对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中国在2008年通过基建扩张成功挽救了经济，但这一成功是有条件的。中日对比，同样的政策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效果，其中一个关键性的差别在于二者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不同城市化阶段基建投资的回报完全不同——前者投资基建可以支持正的利润表，形成的资产负债表是可持续的；而后者的投资形成的则更多是无效率的“大白象”工程，不仅没有带来新增的现金流，还会转化为债务，不断消耗未来政府的一般性收入。当下，中国高收益的基建项目已经基本完成，继续投资已经开始报酬递减甚至没有收益，如果此时再次仿效2008年靠基建拉动经济，就会重复日本当年的错误。现在对中国而言，最大的危险，就是像日本那样，优柔寡断，无所作为，坐等救市最后的窗口关闭。中国真正的危险出在资产负债表的债务端——资本市场，因此只要房地产市场恢复，市场自动就会拉动生产回升。

　　
推论：拯救的关键是虚拟经济而不是实体经济。

　　
5. 资本市场与内循环

　　
中国要想修复资产负债表，必须找到一个能够替代美元的高流动性（普遍接受）的资产。商业银行只有通过购买内生的资产，才能帮助央行在基础货币创造上摆脱对美元的依赖。鉴于中国经济体量巨大，海量的货币创造需要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超级强大的资本市场，包括：（1）债市。用低成本的长期国债置换高成本的短期地方债，以中央财政为基础构筑一个无风险的国债市场；（2）股市。利用中概股下跌的机会，将优质企业的资本需求转回国内资本市场。依托养老金、开发银行、大基金和大型国企，建设强大的投行，将股市变为价值投资主导的资本市场，推高A股的市盈率；（3）期货。抓住资源供大于求的周期，利用中国是大多数大宗商品主要消费市场的优势，建立人民币结算的大宗货物期货市场；（4）房市。通过减少供地，回购库存的不动产，尽快恢复存量商品房市场的流动性。同时，建立保障房体系，大幅降低居民居住成本，真正实现“房住不炒”。只有债务端首先实现内生，才能推动市场内生。

　　
推论：只有负债端的规模足够大，才能保持资产端不萎缩。

　　
6….

　　

　　
本文系2009年9月25日，林毓生先生在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系列跨学科讲座中的讲座整理稿。

　　

　　
这是我这次在北大的最后一讲，题目是学术自由与学术积累，实际上3年半多以前，我在北大也讲过一个类似的题目。那次主要是讲理论，实际含义反而没有机会讲，这次到中心来讲希望可以弥补一下这个遗憾。我是非常关心实际问题的，同时也非常关系理论，我觉得我关心的理论与实际问题有密切关系。我常常思考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问题。言论自由是一个大的范畴，而学术自由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希望补足一下上次讲的比较遗憾的地方，即学术自由的实际含义。但是还是要从理论上跟大家稍微交待一下。主要讲什么是学术自由、为什么要提倡学术自由，得到学术自由后有什么结果。

　　
什么是学术自由？我这里用迈克尔·波兰尼的话，“从事学术工作的人有选择自己研究问题的权利，在研究的过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与控制，并同时根据自己的意见教授自己的研究所得”。这当然是一个很普通、也很正常的一个定义。那么，为什么要有学术自由呢？因为学术自由可以产生一个良性的循环。北大早年也由蔡元培先生提倡学术自由，但其在理论上很粗松。蔡先生讲的学术自由基本上是建立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础上的。他说各家学说，在没有被淘汰的情况下，应允许它们各自发展。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并不完全成立的为学术自由辩护的一个理论。学术自由真正理论基础是这句话：学术自由产生学术秩序，学术秩序产生学术成果，学术成果肯定学术自由。它是一个良性循环。

　　
学术社群当中最大程度的合作、交流、协调是经由各个学者释放自己的学术冲动而得到的。学者们有了问题以后，这个问题就有一种压迫感，促使他们找出一个比较令其满意的解答。问题求解的过程需要学者之间互相协调、互相帮助，从而自发演化出一种秩序。这种秩序是不能通过道德训喻和政治命令得到的。学术界的一些大问题，通常是经由这样地相互协调得到了最有效率的答案，产生了惊人的学术成果。

　　
学术自由背后的含义有哪些呢？首先，“学术中原创的成果蕴含着学者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运作之间的和解，而没有两者其他领域运作时产生的缺失。”过去英美自由主义者不强调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关系和前者的重要性。我认为这有基本的缺陷。当然，一定要有消极自由，没有人权法治，保障你的空间，什么积极自由都不要谈。学者有了独立空间，学术自由是不是就完成了呢？当然不是，有了独立空间以后，还要运作。独立空间一运作就变成积极的了。积极自由就是自己管自己，自己做自己的主人。根据什么自己做自己的主人？在西方，是宗教传统，现在宗教解体严重，出了很大问题。东方没有这个传统，问题更大。台湾的威权体制松动以后，就产生了各种分裂，出现一种很形象的说法，叫“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积极自由若懂得自律的话就不会产生台湾式的自我陶醉。积极自由必须根据自律，必须有道德基础。在学术自由领域，不会发生这些问题，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是相互帮助的而不是相互冲突的。积极自由的研究激情不会产生小我认同大我，自由变成集体主义的问题。消极自由在不受干扰的自我空间中进行研究但却没有滑落到要求从一切束缚中解放出来，或自己变成原子人的地步，因为学者之间必须相互提问题，相互交流，相互提供资讯。在学术自由方面，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是相得益彰、相互帮助的。

　　
其次，学术规范与学术纪律最有效的根据是什么呢？是学术自由。学术中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运作最有效率的结果，一定是在一个开放的、有生机的、非僵化的传统中进行。有这个传统，学术最容易成功。假如存在僵化的传统或者根本没有传统，都不容易成功。这是一个很微妙的辩证关系，又要有传统，又要有自由，一个不僵化的开放的传统提供了这个空间。在这个传统中，一个有创发能力的学者才能专心去做他的研究。一个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自然蕴含着学术规范、学术纪律，归根究底，学术规范与学术纪律最好的来源乃是学术自由的自动自发的演化。这种演化的传统提供了学者彼此信任的基础，赋予研究者对于学术界对他提供的研究成果给予公平待遇的信心，使其可以专心研究工作。假如有了这个传统，研究有了原创的贡献就不会被忽视，就很容易被认识。这有点玄，最根本的说白了就是这两句话：学术自由内含着一个要求，自然要求有规范，有纪律。因为有了自由要研究的话，就要相互协调。如果我研究的这个东西需要那个实验的结果，而那些结果是假的，那我的奋斗就会全部落空，因此必须要求纪律。

　　
我再举一个实例讲讲传统是什么，传统是定义在权威上的。比如现在大家都是物理学家，都很努力。都有实验，都想发表在第一流的物理学报上，世界上第一流的只有三两个，每个月来稿只能发表10篇或者5篇。怎么决定呢？自然要请一批被人信任的编者，做一个权威的判断。这些判断不一定每次都正确。因为学术传统一向是比较保守的，会产生一些不公平的判断。为什么还要继续这样呢？因为一个学术传统没有办法不这样。不这样的话，各种胡说八道，野狐禅的东西都来了。所以胡适之先生说的大胆假设根本是开玩笑，大胆假设是不能的，你必须有能力。胡先生原文说越大胆越好，这是胡说八道。在学术传统里比较尖锐的想象是可以的，学报也可能犯错误。但犯错以后，最尖锐的科学早晚会发现。保守维持稳定，而使得学术秩序不被野狐禅冲破。冲破以后变成危机，再恢复秩序就要很多时间。

　　
学术自由从根本上基于一种道德原则。凡有成就的学者极少是整天琢磨抄袭和钻空子的缺乏学术道德之辈。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做坏人。因为他们被自己的学术冲动所驱使，整天忙的要死，就想着怎么追求学问。西方的教授假如被发现抄袭，早上发现，下午就撤职。我们威斯康星大学还有一个规定，教授不能在自己的研究室里喝酒。我在威斯康星的时候，另外一个系的教授被人发现喝酒，马上被停职。凡是自由落实的地方都是非常有法治的，没有法治，很难谈到自由。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个管得多的社会，在管多以后就自由了。学者是学术共和国的成员，正因为他为公共领域带来了效益，公共领域才让他在学术传统的纪律中享有学术自由。他需要对公共领域承担信托的责任。学术界也是社会的一部分，为什么社会提供那么多资源给你？实际上，从republic的观念来讲，学术自由实际上是个特权。但这个特权是必须提供的，且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提供的。即这个人必须是个学者，有资格做学问，念过书，有成就，尊重别人，有基本的追求真理的能力和责任。这些条件具备后，社会给你提供资源，让你享有一种特权。比方说你今天研究学问累了，特别没劲了。你三天三夜睡觉，听音乐，散步都可以。这是特权。你要是上班，不管白领还是蓝领，你就做不到，不能忽然说给自己放假。拿国外来讲，学术界收入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少，是中产阶级。那么凭什么社会供养着你，而你除了念书、做学问基本上什么事不做。很多很多职业的从业人员所做的事情并非他们的兴趣。你做你最喜欢做的事，还提供你一个中产阶级生活的基本条件。这不是特权是什么？对不对。所以相对于给你提供资源的社会，你要承担责任。

　　
另外，我想跟大家交代一下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的实际关系。学术自由与学术民主不是一件事。可能相互帮助，也可能相互破坏。学术民主，拿西方来讲，是一个演变了好多年的传统，我们叫Faculty Governance，就是教授们自己管自己。行政单位提供资源，但管不了学术研究、学术教学。我们自己管自己，就是学术民主。学术民主有时还运行得不错，但也会产生问题。民主最大的问题产生两个：第一个，民主容易产生社会同一性，对于个性发展有些压制。另外，任何民主多多少少会堕落到利益团体的运作。所以，西方民主的演变是共和主义和民主主义相互交融的东西。共和主义本身就是允许不同的精英和民主相互配合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在落实上变现为行政单位的领导不是选的，而是精英传给精英。一个比较不成熟的想象的民主，认为一切都要民主。在西方，精英不但不违反民主，也不违反自由。因为自由需要精英保障，这些在西方传统里可以说得很细致。在中国，搞的是形式主义，认为民主就是民主，要多数人决定，精英就是少数，多数要压倒少数。这在西方不是这样。

　　
另外，学术评鉴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当现在为止，我搞不清楚为什么台湾，香港，新加坡还有大陆这四个华语社会的学术评鉴会变成这样。要评分，要出版，出版多少才能评职称。台湾我比较清楚，就是你写一篇历史论文，发表在历史院研究所的学报，就有8分，台大学报，7分。另外的学报，6分，有些不行的跑到师范大学的学报发表，则只有4分。每篇文章都评分。从讲师升教授要多少篇文章，而且规定最近5年写的才能行，以前写的还不算。各种硬性规定，最大的理由就是美国也这样，其实美国根本不是这样。

　　
美国是怎么样呢？为了这次讲演我特别打电话给一个工学院的教授。问一下他们工学院是否和我们社会科学方面的类似。他说跟你们完全一样。我们的办法是这样的：

　　
第一，请人非常严格。拿我们威斯康星历史系来说，请年轻学者来是非常艰难的事。年轻学者来的时候，至少要有10封推荐信。这10封推荐信的作者必须得是世界上他那个领域里边第一流的权威学者。每一封推荐信通常需要2页半到3页之间，单倍行距。不是说像从前陈寅恪先生那样，写几个字，某某人挺好，就升了。不是这样的。不管你是陈寅恪还是王国维，你要写2页到3页单倍行距的报告。

　　
接下来，我们的教授组成一个5人的review committee。如果这个年轻教授的研究领域是欧洲中古史。系里将派出两个欧洲中古史专家，都是世界水准的，还有一个研究范围比较接近的专家。这3人都来自欧洲史。还有另外两个教授一个来自美国史，一个来自其他史学，他们的欧洲中古史是普通大学生程度，不是特别懂。为什么找不懂的两个人也进入审查委员会呢？因为这两个人要担任watchdog，要监督这3个人的所作所为符合不合学术程序。这5个人可以说是就苦字临头。他们要履行学术共和国的公民责任。公民责任就是做事。做事就是要看被考虑的年轻学者的著作。那两个不懂中古史的人也要看。从头看，虽然技术上不懂，至少可以看懂他的论证。看完了以后开会。开会的时候，每个人提交报告。每个报告至少2、3页，相当于一篇小论文。大家意见一致的话，很容易，通过了。有时候没有意见一致，有争论，要彼此先沟通，然后取得多数。假如没有多数，我们就要交予大会，也就是我们系的终身职的副教授以上的人开会，看看你们有没有道理。每次会都要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才行。这种办法，拿我的经验来说，通常都能找到最好的人。

　　
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要找一个欧洲工业史的教授。找到一位女学者。她是哈佛和MIT研究欧洲工业史的两个权威共同推荐的，认为从来没见过一个年轻人这么优秀。但是她很年轻，论文还没写，只有一篇研究计划。那怎么办呢？我们开会，请她把她的学术报告什么的拿来看一看。结果我们一投票，全系一致通过，破格给她offer。这位女士现在是世界上该领域最重要的权威。

　　
你看，这个机制很妙吧，你说他守规矩吧，他又破格。你说他破格，他又守规矩。它是精英跟民主，自由与共和相互配合的运作机制。运作好了非常有意思。运作不好，什么机制都不能保证永远成功。

　　
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的条件。评鉴委员会的成员都不愿意把自己毁掉，都有作为学术共和国公民的爱国心。东方的机械的做法是根本违反学术自由的，西方根本不是这样做的，不管招新人还是年轻教师升职，都是像我讲的这样做的。为什么东方会这样呢？我猜想因为东方没有这个机制，本来是威权体制，上边怎么交代怎么做。现在忽然民主了，不懂得真正民主怎样运作，搞民主的形式主义。

　　
你能想象一个教授为了系里招一个新人，或者为了系里的同事升职称花一个半月的时间看这个人的书吗？没有这种事！因为东方人没有公民观念。我所知道的评鉴都是不看人著作的，都是看别人写的推荐信。中国的推荐信我看了也不少，没有一封推荐信是真正好好看了著作以后写的，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人肯花时间做事，没有公民观念，也没有鼓励，没有一个机制使自己觉得此事与自己息息相关，系里的成功就是我的成功。

　　
学术自由落实到最后，就是不管你。由你将学术作为志业，像韦伯形容的驴子那样心无旁骛地钻研。我当选台湾的院士以后，想为台湾做点事。有一件事现在差不多要做成了。台湾大学有很多资源，聘助理、开会、买书都足够用，但有一个最重要的需要花钱的地方没有花，就是专职研究。学者有了学术成绩以后，申请专职研究，叫做research leave，这与通常的sabbatical leave（例行休假）不同。获得专职研究资格的教授可以将教学任务减半，用另一半的时间专门搞研究，而薪水和各种补助都照发。这个东西我在台湾的研究院提倡，已经差不多成功了。这非常重要，因为教学相长，教学中有了一些好的想法必须有相当长的时间给教授去完成；而老是做研究不教书也少刺激，所以提出research leave，拨给专职研究经费。这个在西方是正常的。西方的一些基金会支持的就是这些钱。行政资源对于学术的支持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保障学术自由，发展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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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韦伯的“伟大”

　　
自韦伯以来，还没有一个人对社会科学的基本问题奉献了这么多的理智、耐心以及几近狂热的献身精神。无论他可能犯了什么错误，他都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家。(1)

　　

　　
犯了错误，但仍然伟大！即使许多人不赞同前者，但很少有人否认后者。生前与身后，韦伯固然吸引了诸多的崇拜者与追随者，同样也不乏批评者乃至敌人。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巨大的分歧从未减损人们的敬畏。哪怕在最严厉的批评中，我们也能察觉到一种近乎道德义务的敬重，而这往往只有当我们面对一项超越个人命运的事业时才会产生。无论是否赞同韦伯，我们都必须严肃对待这位巨人，哪怕我们以为已经射中了他最脆弱的部位，当他轰然倒地时，庞大的身躯仍然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尊严和力量。

　　

　　
韦伯的伟大毋庸置疑，却不容易理解。韦伯的伟大，不是通常属于历史胜利者的辉煌，而更像一种失败的伟大。对于现代社会的困境，韦伯的作品呈现了大量冷峻而敏锐的观察，这些历史社会研究往往始于对昔日英雄时代精神的追溯，继之以对在这一精神荫庇下形成的制度的客观分析，然后就毫不留情地指出，今天只剩下尾随者的卑微与放纵者的逃避，一度生机勃勃的制度已经沦为徒有其表的空壳。韦伯的社会分析充满了无情的诊断，却找不到廉价的安慰。不过，与许多学者对现代危机漫不经心的无所谓态度不同，韦伯的全部工作都是要表明，他献身的科学，注定在面对这一危机时无能为力，这一无力，就是所谓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是这一科学支配的理性化社会的生活之道。知识就是力量，但面对生活最根本的问题，科学无能为力，因为它通过退却甚至放弃获得了它全部的力量。文明对科学抱有的无限希望，与科学给文明带来的巨大失望甚至绝望，是我们文明的根本特征。在一个科学已经大获全胜的时代，在文明的自我反省中，令人惊奇的是，科学更像潘多拉打开的礼物，而不是普罗米修斯盗取的天火。韦伯对现代理性化社会的具体历史分析，特别是他对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反思，都旨在探究科学无所不在的力量与原则上的无能为力这一现代性悖谬的社会学性质及其历史机缘。无论将韦伯思想的主题规定为“理性化”还是“世界的除魔”，其核心意图都是揭示科学在我们时代的使命与根本的局限。(2)韦伯的伟大，必须通过他探索的失败来理解。

　　

　　
不过，韦伯揭示的科学——尤其是社会科学——的局限，往往被韦伯的批评者视为其社会学事业的根本缺陷或“错误”，是韦伯自身的失败。政治哲学家沃格林就指出，韦伯倡导的“价值中立科学”（value-free science），因为欠缺真正的秩序原理，只能将政治行动奠基在理性无法把握的决断上。但在现代大学体制中，当科学家试图向学生——未来的政治人——教导政治的现实时，他势必再次面临科学家与政治家之间活生生的社会关系。大学教育必然会唤醒科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使社会科学无法停留在韦伯的方法论禁区中：“就韦伯是一个伟大的教师而言，他自己就证明了将价值看作守护神式的决断（demonic decisions）这一观念是虚假的。”因此，沃格林将韦伯在科学上的成就归为不可避免地对其自身科学“方法论”原则的克服。也就是说，韦伯作品的伟大，在于他并没有恪守自己的方法论设想，而是偷窥了秩序的奥秘，只不过他自己没有机会深入这一思想的圣地。(3)无论将韦伯社会科学原则上的缺陷或错误，归咎于他对方法的实证主义迷恋，对人类生活非理性或无根基性的强调，对社会科学历史性的判定、价值与事实二分的坚持、表面的价值自由与内心的历史宿命论，乃至对人类终极价值多元性的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理解(4)，都未能充分说明，为什么我们在明确意识到其作品的所谓“局限”或“不足”的同时会强烈感受其伟大。面对世界无可奈何的清醒（韦伯所谓“清明”），以及担负这一绝望处境或必然命运的勇气（所谓“责任伦理”），这些经常令韦伯的读者肃然起敬的品质，是这个时代仍然能以某种悲剧性的严肃，而不仅仅是喜剧或闹剧现身的最后一线证明，但它并未能证明思想本身的力量。韦伯的“伟大”是一个问题。(5)

　　

　　

　　
二、外在的职业：经营

　　
在他一生最后阶段完成的作品中，韦伯将西方理性化的普遍历史进程概括为专业官僚的支配：

　　

　　
别的地方出现过各种可能形式的高等教育（中国、伊斯兰世界），其外表和我们的大学或者我们的学术很相似。但对科学进行理性和系统的专业经营，以及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士（Fachmenschentum），这些在今天的文化中占据了支配的地位。而接近这种形态的教育只存在于西方。这一点首先就体现在职业官僚（Fachbeamten）上，这是西方现代国家和现代经济的基石。在别处只能找到他们出现的苗头，却从来没有像在西方这样成为社会秩序的构成要素。当然，“官僚”，甚至是专业分工的官僚，在各种文化中都是久已出现的现象。但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不曾像现代西方一样经历这样的处境：我们的全部存在——我们的生存在政治、技术和经济方面的基本条件——都绝对无可逃避地被纳入到一个由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僚组成的组织的硬壳（Gehäuse）下，社会生活那些最重要的日常职能都由技术官僚、商业官僚，特别是受过法学训练的国家官僚来承担。(6)

　　

　　
在西方独有的理性化进程中，人的整个生存状况都日益“无可逃避地”被纳入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职业官僚制造的“铁壳”之中。而这一生活秩序的“铁壳”，核心就是以专业化为原则的职业工作及其生活之道。(7)无论是现代国家，还是现代资本主义企业，这两个缔造现代世界最重要的力量，根据韦伯的诊断，都属于推动这一进程的“制度化经营”（Anstaltsbetrieb）(8)：“就其根本性质而言，两者完全是一回事。从‘社会科学’的角度看，现代国家，如同一间工厂一样，也是一种‘经营’，这正是它的历史性特征。”(9)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中，韦伯首先从“天职”（Beruf）一词的所谓“物质”含义，或者说，科学的“外部条件”，入手进行考察。这一问题的实质，正是科学作为职业的“经营”问题（der Betrieb der Wissenschaft als Beruf），也就是在上述引文中提到的所谓“对科学进行理性和系统的专业经营”（der Fachbetrieb der…

　　

　　

　　
1．我国供销合作社的发展历史

　　

　　
问：建国至今已有七十二年了。这一时期供销社的历史发展，很多人还不甚了解，请你说说它的发展历史。

　　
答：我国的中华供销合作总社建于1950年。在1953年底以前，它的章程、运行机制和目标，完全是为农民服务的一种合作经济组织。

　　
它的运行体制和机制完全效仿延安时期南区合作社的模式。当时共和国的创造人充满信心，既然延安的经验可以成功，建国后我国的合作化道路，即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的建立和推广也一定会成功。

　　
问：实际情况好像并不如此。我并未看到延安模式的供销社给新中国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

　　
答：确实如此。上面说的是我国供销社发展的第一阶段。紧接着就进入第二阶段，即统购统销时期的供销社。

　　
1954年农村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国家粮食部统购农村粮食，地方的棉麻公司统购棉麻，收购价格和收购计划由国家统一规定。供销社则是除以上三种产品之外，统购农副产品的唯一部门。随着统购统销越收越紧，供销社向农民的收购面也越来越广。最高年份，收购品种多达140多种，可以说凡属农、牧、副、渔、山货、中草药的产品，凡属可以用于工业化生产的原料，供销社都竞相收购。农村供销社因而成为我国计划经济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逐渐成为一个官办机构。这种办法固然支持了我国工业化的发展，但也严重影响了工农关系。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农村的粉坊、油坊、油场、酱坊、醋坊和各种食品加工厂经常处于朝不保夕停工停产的境地。

　　
供销社当然也担负着农民生活必需品、一般生活用品的保障供应的责任。习近平年轻时在梁家河插队，就亲身体验过山区的老乡为打半斤煤油、买点针头线脑，就得花一天时间跑到乡镇的供销社购买。

　　
供销社是当时农村物资的唯一买卖渠道。文革期间，我在解放军学生连锻炼时，就听到连队的钱连长说：“村里老太太的买盐钱是怎么来的，是从鸡屁股里抠出来的。”他的意思很清楚，是把鸡蛋卖给供销社得钱买来的。这就是计划经济一直要封闭集市贸易，打击投机倒把的一大原因，因为供销社也要垄断呀！

　　
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广大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相应又取消了行之多年的统购统销的政策，供销社是否也应该取消？

　　
答：供销社并未取消。看似矛盾，其实不然。改变的只是统购统销政策，而不是取消供销社。供销社、信用社都是中国共产党送给亿万农民的礼物。1982年至198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连发五个“中央一号文件”，每个“一号文件”都强调了供销社的重要性，同时也提到农村信用社的重要性，可以说，这一时期我国的供销社进入了它的第三阶段。

　　
问：第三阶段的供销社是什么特点呢？

　　
答：中央认为这一时期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村供销社、农村信用社都是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三者的关系构成了统分结合的三位一体共同体，应该随着农户经营管理承包土地的实力逐渐壮大，供销社和信用社的重要性也应该逐渐增强。

　　
问：我只看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作用，人们开始填饱了肚子，农村二亿农民快速脱离了绝对贫困，但供销社和信用社的作用似乎不太明显。

　　
答：不能这么说。统购统销时期，国家对粮棉麻征购，都有严格的政策限定，还有无法变通的价格，并加以行政力量强制执行。农村改革后，粮食连年丰收，强制征购粮、棉任务指标都改为有一定基数的合同收购，余者则走向市场收购，至于供销社派购的农副产品，比如生猪、水产品和蔬菜等则“取消派购，自由交易，随行就市，按质论价”。这时供销社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从旧体制要向新体制过渡改革：“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在自愿原则下扩大吸收生产队和农民入股，经营利润按股金和按交售农副产品数量分红，实行民主管理”，“独立核算，自负盈亏”（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此时，不少农村还开始兴办“农工商公司”、“工农贸公司”，供销社开始遇到挑战。香港爱国人士霍英东，曾以其独特眼光告诉广东官员，应把“工农贸公司”改为“贸工农公司”，更有利生产，更有利市场。

　　
问：说得很有意思，让人感受到改革大潮的逼人之势。对这段供销社的历史，实在不了解。下个阶段又是哪个时间段呢？

　　
答：这一时间段，也就是第四阶段。我想是否可以从1988年至2003年来划分。因为这一阶段，“中央一号文件”不再发了，对农村的合作经济缺少指导性政策，农户经营的承包地、供销社、信用社似乎处于一种惯性运动的状态。

　　
问：是否人们有这种心理感受：农户承包耕地已成“国之大者”，只要“国之大者”不变，再次承包土地三十年，人们似乎也就放心了。反正承包期到2026年才满，到期后再说也不迟。

　　
答：你说了“国之大者”不变很精彩，这使我们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但广大农民群众各种不确定的未来预期，浮动的心理因素总不是积极的一种状态。我这样讲也不否定这一阶段产生了一些积极措施和情况。

　　
问：情况怎样？

　　
答：这一阶段，人们对五个“中央一号文件”，不像原来那么强调了，当然进行供销社、信用社的改革就难以为继了，忽然又刮起一阵风，广大农村还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问：记得当时还听到这么一句话：“农村搞社教，小平同志不知道。”

　　
答：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国实行了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和工厂不同，农村已早改几年，所以震动不大，对城市、企业震动很大。不久城市中的工厂又刮起一阵职工下岗、买断工龄之风。农村的供销社、信用社本应借统购统销体制已被打破之机，乘市场风头正旺之势，继续改革，不想下岗的风险却落到了这部分职工头上！很多职工工龄还被买断。基层供销社相当部分停产、被内部人或外部人买下。这样对待国企工人的办法，本就不合适，而且还用来对待集体所有制的职工，就没有道理了。如果说还有坚守阵地的业务，那就是供应农资设备：农业机械；农资物资：化肥、农药、塑料薄膜等等。

　　
问：这是实情。总还有一些别的积极因素吧？

　　
答：有。当时国务院主管农业的主要领导人倡导过一种利农的生产模式就是公司加农户，公司就是从事农业生产或农产品物流的公司。结果如何？一是合同常遭一方或双方毁约；二是即使遵守合约，也是公司得大利，广大农户得小利，虽然合乎市场经济的原则，但却不合乎合作经济的精神。紧接着出现了一种影响很大的声音，反对社会资本下乡。我认为社会资本下乡若是搞房地产，着眼于农村的建设用地这是条歪路。如果是为发展农村的合作经济，这应肯定，只是在利润分配上资本应予节制。这是合作经济的一条重要原则。

　　
问：你说的第四阶段，基本上把你的想法说清楚了。但还有商议讨论的余地。再说第五阶段吧。

　　
答：我想应从2004年算起。中央和国务院在中断十六年之后，又开始重发“中央一号文件”。逐年颁发“一号文件”，一直延续到十八大之后。它的重要意义是说明了广大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方向绝不能动摇，应长期坚持下去，同时对供销社、信用社改革加大了力度，但一直没有明确它的合作经济方向。目前各地的农信社，大部分已改为省农村商业银行，有人质疑，这是信用社“去合作化”的行为，是否又走上了一条官办、归大户、平调资产的老路？

　　
问：重新制定关于“三农”的“一号文件”当然是好事，但是我国年年农业丰收也是实事。让人持疑的是，按年发“中央一号文件”是否小题大做？

　　
答：这绝非小题大做。请看200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文件是这么说的：“当前农业和农村发展中还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增长缓慢，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许多纯农户的收入持续徘徊甚至下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仍在不断加大。”城里人虽然了解农村情况不多，但都知道农村的抛荒地多了，更多的年轻、壮年农民入城加入了农民工队伍。

　　
农业生产停滞，改革倒退的一件生动事例也反映在这年的“一号文件”上：“从2004年开始，国家将全面放开粮食收购和销售市场，实行购销多渠道经营。”其实这项改革，1985年就已然打开此闸，何需十九年后再启此门？这是这一阶段的第一大亮点。

　　
第二大亮点：这一阶段的“一号文件”十分强调农村的专业生产合作社，同时每年的“一号文件”也很重视农村供销社和信用社改革的重要性。若说在改革问题上有什么重大不足之处，那就是对此农村三社的合作经济方向缺少论述。倒是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工作时讲到这个问题。2006年，他在省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积极探索建立农民专业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体’的农村新型合作体系，努力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阶段何时终了，我一时也没个人意见。

　　

　　
2．马克思学说中“三个有利于”的观点

　　

　　
问：暂且可以如此，那么我还有个问题，你反复说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到底意义何在？

　　
答：它的意义不但延安时期得到充分说明，就是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问：我只知道《资本论》中，最核心的思想是劳资矛盾，其根源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社会怎么会有合作经济？

　　
答：近期，我参加了许善达主持的“联办财经研究院”多次研讨会，讨论“共同富裕”课题。孙伟林提供的学习材料中，引用了《资本论》三卷中几个鲜明的观点，对我启发很大。

　　
问：《资本论》三卷是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遗稿整理的。他研究的只是资本主义一般的社会经济形态，确切说只是英国典型的资本主义形态，并不适应于中国。希望你不要犯修正主义的错误。

　　
答：接受你的忠告。马克思的有关观点，很明确是针对资本主义的现状而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不排斥他对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的预期研究，当然他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帝国主义阶段。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今天的世界，马克思更未预想到。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不断发展中，产生的某些必然现象，资本主义国家政策调节经济的作用，已出现在当今世界上。这些情况绝不能视而不见。

　　
问：很有意思，什么必然现象？

　　
答：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说过这样一个观点，“如果我们把工资、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共有的基础。”（《马恩全集》25卷第990页）

　　
问：什么是“不再是这几种形式”？什么是“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

　　
答：他说的是资本主义以后的更为高级的未来社会。那时，在历史上独特存在的反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性质的工资、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将被一切社会生产方式的共有基础所扬弃。这是它的第一层意思。

　　
问：马克思这种扬弃的观点，恐怕还大有争议。这里说的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我国现在只是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虽然已迈进数字经济时代，但总归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马克思预想和中国有关系吗？

　　
答：看看我国现在的农民兄弟，他们是在自己承包的耕地、山林、水面上劳作，要向地主交地租吗？连农业税都不交了！谁也没有给他们工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在他们身上也分辨不清，因而也就没有剩余价值可言。若有剩余价值也是归自己罢了！这样的劳动是自由的劳动，是解放了己身桎梏的劳动。农民的生产资料，劳动对象就是自己的铁饭碗，不必担心失业。种植业、养殖业、林草业、旅游业都是他们从中可以寻找的谋生手段。

　　
问：那么“归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第二层意思是什么呢？

　　
答：再请你看看我国耕地制度：农民的耕地、山林是集体所有，但村民都有一份承包的耕地、山林。这不是一种共享分用的“再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土地）基础”吗？我国的改革已这么多年了，把“集体所有”改为“共有”一点问题也没有。当然这种“共有”还是很低级的，生产力还是很粗糙的。中国的合作经济强调的是“共”，是共享分用，而非“公”，非集体之公。这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达到马克思所追求的未来社会。中国化的社会主义能否成功，合作经济的成败将起关键作用。

　　
问：合作经济如此美妙，为何收入比不上工薪阶层呢？

　　
答：问题固然很多，人多地少就是一个原因，但也不妨碍学习日本的农协（农合）组织的经验。日本的市场经济非常发达，他们的耕地少的可怜，并不排除他们有众多的为农民合作经济服务的技术会社、科研会社、防疫会社，还有自己的金库、银行。这些经济组织的力量很强，都是规模化的。与其说我国的耕地少，很难规模化，倒不如说我国为农业开展的技术、科研、防疫保险的规模化服务太少了。就是多山少地的南方丘陵地区，其耕地、山林资源也比日本、韩国、台湾要多吧。这些地带最适宜发展家庭农场、园艺农业，过日子的资源也不见得低于日本、韩国、台湾。就说东北、新疆这些土地广阔的地方建立起来的农垦集团公司，每当中央电视台播放农业丰收景象的新闻时，也多是种田大户出来讲述丰收的喜悦，这不也有合作经济的因素吗？

　　
问：说得有道理。但人们急于求富，恐怕很多人认为缓不济急，远水不解近渴。

　　
答：马克思曾以这样客观、发展的眼光看待资本主义：“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马恩全集》25卷，第925–926页）巧吧，我国改革之初，党的多个领导人也有“三个有利于”的战略思想，最后都归于富民政策之中。我国推行的合作经济而非计划经济，倡导合作经济也非纯粹的市场经济，合作经济更适于承包土地的农民。因为我国几亿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总体说来还是弱势群体。合作经济倡导广大农民互助合作进入市场经济，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民办公助，更有利于发展农业的“生产力”；更有利于打通城乡、工农二元结构对立的“社会关系”；更有利于采用当代的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生物技术等“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这是中国农业合作经济的光明前途。这一切都得益于我党的指导思想，各项工作都要以经济为中心，发展是各项工作的第一要务。

　　
问：农村的合作经济，党和政府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各类合作社中党和政府还应做些什么呢？

　　
答：各级党和政府，首先应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在县域经济的范围内，组建全县的农产品、畜产品及一切农副产品的供销信息平台，为农户、村镇供销社服务。供方的订单，销方的用单，从销到供的逆向打通，可能是今后经济活动的新业态。供销社的信息平台若能全国联网，厥功至伟！

　　
问：对生产的农民要求什么呢？

　　
答：农民应成为有文化，有农业科学技术，有经营头脑的现代化的新型职业农民。西方的经济学家很少说及马克思，但马克思说到的资本和劳动的矛盾，他们也是承认的。实行市场经济的德国和北欧诸国在征收个人所得税时，资本收入收取百分之七十，或六十；劳动收入有起征线，起征线上则收取百分之三十，或四十。因为这是我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又是掌握了生产资料的有产者群体，还是生产关乎国计民生大宗产品的首位群体。

　　
问：基层的各类合作社应怎么办呢？

　　
答：甚层的生产合作社在村、乡两级可以自办，村镇供销社、信用社要在总社和省社的领导下民办官助，力戒官办。

　　
问：改革开放以来，多种经济成分组合成立了物流公司、信息互联公司、农产品实业公司，城乡都有不少电商进行供销活动。他们在农村合作经济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答：应大大鼓励市场中为“三农”服务的工商资本下乡。这些支农企业或以市场经济的方式与供销社进行企业之间的合作；或以合作经济的方式，进入供销社内部参股混改合作，经供销社同意，重要投资人可以行使经营权，多数投资人也可以做财务投资人。

　　

　　
3．结语

　　

　　
问：你对供销社的历史说得比较清楚了，对马克思有关观点的分析不见得会有很多人同意，甚至会有反对。你应有准备。

　　
答：同意！甚至反对都没有问题。只要允许讨论就行，毕竟马克思主义还是我党的指导思想。我也觉得，话说得越来越大了，真有点“扪虱而谈天下事”的味道，姑且作为我国农业改革史中的一些思想交流吧。

　　
问：不是吧，我觉得彼此的讨论是认真的。听说你也找一些朋友讨论过，还一起讨论修改过文稿，最后请你总结一下。

　　
答：2020年9月24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大会上做出重要指示。他讲：“供销合作社是党领导下的，为农服务的综合性合作经济组织，有着悠久的历史、光荣的传统，是推动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以此指示作为交谈的结语，非常好说明问题。

　　

　　
本文来源于《中国民商》杂志202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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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报告

　　
——2022年10月2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上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  何立峰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按照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计划安排，受国务院委托，现就数字经济发展情况报告如下，请审议。

　　
党的二十大对加快建设数字中国作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李克强总理指出，要加快数字化发展，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社会建设步伐，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营造良好数字生态，建设数字中国。栗战书委员长对相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韩正副总理等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明确要求。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牵头建立数字经济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扎实做好数字经济发展各项工作。

　　

　　
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国家大数据战略，先后印发数字经济发展战略、“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各项部署，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十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总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一）数字基础设施实现跨越式发展。统筹谋划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布局，加快推动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控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一是信息通信网络建设规模全球领先。深入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光纤和移动宽带网络，光缆线路长度从2012年的1479万公里增加到2021年的5481万公里，增长2.7倍。截至2022年7月，我国已许可的5G中低频段频谱资源共计770MHz，许可的中低频段频率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达196.8万个。网络基础设施全面向IPv6演进升级，IPv6活跃用户数达6.97亿。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网络、平台、安全体系以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体系基本建成。二是信息通信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我国移动通信实现从“3G突破”到“4G同步”再到“5G引领”的跨越，6G领域的愿景需求研究、关键技术研发、国际交流合作加快。互联网普及率从2012年的42.1%提高到2021年的73%，上网人数达10.32亿人，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16.43亿户，其中5G移动电话用户达3.55亿户，约占全球的四分之三。面向中小企业连续4年推进宽带和专线降费，让利超过7000亿元。相比2012年，宽带网络平均下载速率提高近40倍，移动网络单位流量平均资费降幅超95%。三是算力基础设施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基本构建，“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实施。截至2022年6月，我国数据中心机架总规模超过590万标准机架，建成153家国家绿色数据中心，行业内先进绿色中心电能使用效率降至1.1左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建成一批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公共算力开放创新平台，以低成本算力服务支撑中小企业发展需求。

　　
（二）数字产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构建自主可控产业生态。一是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数字技术研发投入逐年上升，量子计算原型机、类脑计算芯片、碳基集成电路等基础前沿领域取得原创性突破，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领域形成一批自主底层软硬件平台和开源社区，关键产品技术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初步形成规模化应用效应。二是产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明专利授权量达27.6万件，占同期全社会发明专利授权量的39.6%。关键数字技术中人工智能、物联网、量子信息领域发明专利授权量居世界首位。不断发挥金融支持数字经济发展作用，深化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2021年至2022年6月，近150家数字经济相关企业在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完成首发上市，募集资金近3000亿元。持续扩大数字经济产业中长期贷款投放，截至2022年6月末，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1.48万亿元。三是数字产业快速成长。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加快增长，全国软件业务收入从2012年2.5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9.6万亿元，年均增速达16.1%。截至2021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3万亿元，并成为全球增速最快的云计算市场之一，2012年以来年均增速超过30%。

　　
（三）产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加速。深入推进企业“上云用数赋智”，加快推动工业互联网、数字商务、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全方位、全链条转型升级。一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持续深化。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不断走深向实，企业数字技术应用水平显著提升。截至2022年6月底，我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55.7%、75.1%，比2012年分别提升31.1个和26.3个百分点。截至2022年7月底，“5G+工业互联网”建设项目超过3100个，形成一系列新场景、新模式、新业态。全国具备行业、区域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超过150个，重点平台工业设备连接数超过7900万台套，服务工业企业超过160万家，助力制造业降本增效。智能制造工程深入实施，通过智能化改造，110家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的生产效率平均提升32%，资源综合利用率平均提升22%，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28%，运营成本平均下降19%，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24%。二是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显著提高。全国网络零售市场规模连续9年居于世界首位，从2012年的1.31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3.1万亿元，年均增速达29.15%。近年来，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保持快速增长，由2012年的8万亿元增长至2021年的42.3万亿元，年均增长20.3%。电子商务、移动支付规模全球领先，网约车、网上外卖、数字文化、智慧旅游等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三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2021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72%，农机应用北斗终端超过60万台套，产品溯源、智能灌溉、智能温室、精准施肥等智慧农业新模式得到广泛推广，大幅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四）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入推进。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不断提升数字化公共服务水平。一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取得显著成效。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基本建成，“一网通办”“异地可办”“跨省通办”广泛实践。全国96.68%的办税缴费事项实现“非接触式”办理，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试点稳步推进，电子发票服务平台用户数量突破千万级。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显示，我国电子政务在线服务指数排名从2012年全球第78位提高到目前的第9位，企业、群众办事更加便捷高效。二是数字惠民水平不断提升。全国中小学（含教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100%，住房公积金小程序服务1.64亿缴存人，社会保障卡持卡人数达13.63亿人，电子社保卡领用人数达6.19亿人，全国已审批设置1700多家互联网医院。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教学、互联网诊疗、线上健身等线上服务和无接触配送有力保障了居民需求。三是数字城乡建设纵深推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城市信息模型平台和运行管理服务平台建设稳步推进，全国国土空间规划数字化监管平台基本建成，数字孪生流域、水网、水利工程加快建设，智慧交通、应急、广电等建设成效显著。数字乡村建设加快推进，促进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全国现有行政村全面实现“村村通宽带”，农村通信难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乡村治理数字化助力强村善治，党务、村务、财务“三务”在线公开率超过70%。乡村信息服务体系逐步健全，累计建设运营益农信息设施46.7万个，提供各类服务9.8亿人次。“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带动农民增收，2021年全国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4221亿元。

　　
（五）网络安全保障和数字经济治理水平持续提升。在全国人大的指导推动下，加快健全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网络安全机制、手段、能力建设，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提升网络风险防范能力，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一是法律和政策制度体系逐步健全。相继颁布实施《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修改《反垄断法》，制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政策。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 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初步构建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四梁八柱”。二是网络安全防护能力持续增强。建立网络安全监测预警和信息通报工作机制，持续加强网络安全态势感知、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完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数据安全保护和网络安全审查等制度，健全国家网络安全标准体系，完善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认证体系，确保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和个人隐私安全。基本建成国家、省、企业三级联动的工业互联网安全技术监测服务体系。三是数字经济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建立数字经济部际联席会议等跨部门协调机制，强化部门间协同监管。提升税收征管、银行保险业监管、通关监管、国资监管、数字经济监测和知识产权保护、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网络交易监管等领域的信息化水平，推动“智慧监管”。有序推进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试点、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等工作，探索新型监管机制。

　　
（六）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阐释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的“四项原则”“五点主张”，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国集团（G20）罗马峰会上宣布中方将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彰显中国开放姿态。我与各方以此为遵循，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在网络基础设施、数字产业、网络安全等方面的合作，建设21世纪数字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国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一是积极提出“中国倡议”。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将数字经济作为倡议重点领域。发起《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行动倡议》《“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金砖国家数字经济伙伴关系框架》《金砖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合作倡议》等，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有序的网络空间。截至目前，已与16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与24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中国—中东欧国家、中国—中亚五国电子商务合作对话机制建设取得积极进展，中国—东盟信息港、中阿网上丝绸之路建设成效日益显著。二是推动共享“中国红利”。主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世界互联网大会等国际会议，搭建全球数字经济交流合作平台。累计建设34条跨境陆缆和多条国际海缆，推动网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电商平台助力全球中小企业开拓中国市场，2021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近2万亿元。在非洲20多个国家实施“万村通”项目，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加强人才交流，举办系列研修研讨，实施学历学位项目，积极分享产业创新升级、数字经济等领域实践经验。三是积极提供“中国方案”。深度参与数字经济国际治理，推进G20、亚太经合组织机制下数字经济合作，推动构建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营商环境，促进数字创新、数字技能与素养、数字化转型等务实合作，引导包容性规则制定。

　　
成绩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十年来的成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先进性，为我国从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时代迈进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于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于依托超大规模市场和完备产业体系优势，为数字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创造了机会和空间。十年来的探索，深化了我们对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和规律的认识，只有正确处理好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牢牢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不断推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才能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十年来的实践，坚定了我们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信心，只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勇于进取、攻坚克难、奋发作为，完全有能力有条件战胜任何艰难险阻、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二、当前面临的总体形势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错综复杂国际环境带来的新矛盾新挑战，也有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带来的新特征新要求。

　　
放眼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创新活跃，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价值日益凸显，深入渗透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全过程，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传统产业加速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数字经济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紧布局数字经济发展，制定战略规划、加大研发投入，力图打造未来竞争新优势。

　　
立足国内，党的二十大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作出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部署，对推进数字技术创新、深化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中国提出了更高要求。我国网民数量、数据资源、数字化应用场景全球领先，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将催生更大规模、更加多元的内需市场，将为数字经济发展创造无限可能。还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深刻变化，个别国家为维护自身科技垄断和霸权地位，遏制打压我国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我们必须把数字技术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强上取得更大进展，才能不断提高我国发展的竞争力和持续性，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主动、赢得未来。

　　
与此同时，我国数字经济还存在大而不强、快而不优等问题，突出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不足。在操作系统、工业软件、高端芯片、基础材料等领域，技术研发和工艺制造水平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二是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相对较慢。农业、工业等传统产业数字化还需深化，部分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不愿”“不敢”“不会”的困境，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相对滞后。三是数字鸿沟亟待弥合。不同行业、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数字化基础不同，发展差异明显，甚至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四是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还需完善。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制度体系有待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尚在建设，既能激发活力又能保障安全的平台经济治理体系需要完善，与相关法律法规配套的各类实施细则亟待出台，数字经济国际治理参与度需进一步提升。跨部门协同、多方参与的治理机制还需完善，治理能力仍需持续提高。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面向未来，我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充分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新型举国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强化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牢牢抓住数字技术发展主动权，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先机，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三、下一步工作安排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意见要求，统筹国内和国际、发展和安全，坚持科技自立自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以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主线，以协同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为重点，以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为基础，以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为保障，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到2025年，数字经济迈向全面扩展期，数字化创新引领发展能力大幅提升，智能化水平明显增强，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取得显著成效，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初步形成，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更加完善，我国数字经济竞争力和影响力稳步提升。展望2035年，数字经济迈向繁荣成熟期，力争形成统一公平、竞争有序、成熟完备的数字经济现代市场体系，数字经济发展基础、产业体系发展水平位居世界前列。

　　
（一）集中力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牢牢掌握数字经济发展自主权。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瞄准全球数字技术基础前沿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重大问题，积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数字技术攻关。加大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关键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重点领域核心技术创新力度。着力提升基础软硬件、核心电子元器件、关键基础材料和智能制造装备的供给水平，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强化原创技术供给，建设新型创新主体，培育创新生态体系。推动数字技术成果转化，以数字技术与各领域融合应用为导向，优化创新成果快速转化机制，打造安全可靠、系统完备的产业发展生态。

　　
（二）适度超前部署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数字经济发展根基。完善信息通信网络建设，深入实施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专项，持续推动5G网络规模化部署和融合应用，积极培育垂直行业应用场景，建设面向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优化IPv6性能和服务能力。加快建设空间信息基础设施，系统推进北斗产业化重大工程，推进构建民商统筹、集约高效的卫星遥感系统，加强民用遥感卫星应用，建设高低协同的卫星通信系统，推动卫星互联网加快发展。统筹布局绿色智能的数据与算力基础设施，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完善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加快国家绿色数据中心建设。全面发展融合基础设施，加强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车联网部署应用，加快交通、能源、民生、文化、环境等领域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三）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发展，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体系。聚焦人工智能、先进计算等重点领域，培育一批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生态主导型企业。加强面向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不断培育壮大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工业软件等数字产业，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的开源生态。推动数字产业集群化发展，高质量建设中国软件名城、名园，提升软件产业集聚度，打造世界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支持互联网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提升核心竞争力，鼓励平台企业依托市场、技术、数据等优势，赋能实体经济，支持平台企业不断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

　　
（四）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释放数字对经济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加快装备数字化发展，组织专项工程，打造标杆企业，发挥数字协同平台等公共服务平台以及龙头骨干企业的赋能作用，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提升“上云用数赋智”水平。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实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行动、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智能制造工程，深化“5G+工业互联网”融合发展，推动建设5G全连接工厂，加快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和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建立工业互联网安全分类分级管理制度，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丰富解决方案供给，加快提升工业大数据价值。组织实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行动计划，推动数字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加快数字技术赋能行业绿色化转型。推进“三农”综合信息服务，创新发展智慧农业，提升农业数字化水平。大力发展数字商务，持续推进“数商兴农”，创新发展数字内容，培育新兴文化业态，加快商贸、物流、金融等服务业数字化，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布局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降低数字化转型门槛。

　　
（五）持续提升数字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推动政务信息化共建共用，持续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效能，强化政务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深化“互联网+社会服务”，推进教育教学、体育健身、医疗健康、文化服务等领域数字化，提高公共服务资源数字化供给和网络化服务水平。强化就业、社保、养老、托育、助残等重点民生领域社会服务供需对接，加快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提升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和共享水平。加大适老化智能终端供给，加快推动信息无障碍建设，运用数字技术为弱势群体生活、就业、学习等增加便利。统筹推进智慧城市和数字乡村融合发展，大力推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智能设施和公共服务向乡村延伸覆盖，推进城乡要素双向自由流动，形成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的数字城乡融合发展格局。

　　
（六）不断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依托数字经济部际联席会议等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各项政策协调。加快出台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及配套政策，推进公共数据、企业数据、个人数据分类分级确权授权使用，构建数据产权、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制度规则，统筹推进全国数据要素市场体系。持续深化对数字经济发展规律的研究，统筹发展和安全，完善制度体系，规范投资审查流程和办法，细化反垄断执法标准，加强灵活就业和新业态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增强市场主体活力。支持和引导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资案例。完善数字经济统计监测，积极开展数字经济统计核算与分析，完善数字经济统计方法制度，及时反映数字经济发展态势。

　　
（七）全面加强网络安全和数据安全保护，筑牢数字安全屏障。贯彻国家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等法律法规，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等制度要求，强化网络、数据等安全保障体系建设，健全网络应急事件预警通报和应急处置机制，强化网络安全技术措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使用要求，推动网络安全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完善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规范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数据跨境流动安全管理，推动数据安全产业发展，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提升数据安全保障水平，提升防诈反诈技防水平，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强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综合研判，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

　　
（八）积极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进全球发展倡议，落实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数字经济领域成果，在联合国贸发会议、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东盟等多边和区域框架下开展数字经济交流合作。主动参与多边机制和国际组织数字经济议题谈判，积极推进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在世界贸易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框架下推动电子商务规则构建，开展双多边数字经济治理合作，构建良好国际环境。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继续加强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打造跨境电商产业链和生态圈。务实推进数字经济交流合作，推动“数字丝绸之路”走深走实，拓展“丝路电商”全球布局。鼓励数字经济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化运营能力，高质量开展智慧城市、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领域合作。

　　
委员长、各位副委员长、秘书长、各位委员，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认识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上来，坚定不移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本次会议审议提出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举措，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来源：国家发展改革委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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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10日，我在清华大学甲所宾馆最后一次见到傅高义（Ezra Vogel）先生。这天他和沈宝祥、盛平和钱江先生饶有兴趣地探讨了1978年发生的那场划时代的变革。下午四点左右，意犹未尽的傅先生结束了谈话，收拾行李，准备去参加某官方机构邀约的关于中美建交四十周年的内部演讲。自从跟随他多年的助理窦新元2017年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他就只能孤身来往中国。尽管他很健康，但毕竟岁月不饶人，看着他动作迟缓地在卧室收拾私人物品，又拖着行李箱出来，不禁让人对这位年近九旬的老人产生心疼和怜悯。

　　
四点半，主办机构迎接他的礼宾车准时到达。工作人员胸前佩戴国徽，训练有素地将他迎入车内。我将他的行李放在后备箱里，挥手目送专车离去。没有想到，这竟然是他对中国的正式告别之旅，而中美关系的一个时代也将落幕。

　　
初次接触傅高义先生是2013年底，这一年的1月份，他的《邓小平时代》由三联出版社出版了。与今天普通读者对这本书的推崇不同，《邓小平时代》刚刚面世的时候，学界批评质疑的声音非常多。上半年，傅高义就与很多党史专家或历史亲历者进行了座谈，大家都不客气地提出了对这本书的意见，甚至书中涉及的一位重要人物的子女，还委托专家给傅高义带来一封亲笔信，抗议对其父辈参与的历史事件描述的失实。

　　
这年底傅高义先生又来中国了，雷颐、盛平、王海光、丁东、沈宝祥等著名学者参加了为其专门举办的座谈会。这个会议的总体基调依然是以批评和提意见为主，与会者从事实和观点等各个角度提出了这本书的不足之处。会议开了一整天，我看到傅高义先生面色平静，没有任何辩解或不悦。我想这一年，这种批评会议，他大约参加了不少，却从来不拒绝出席，这就是他宽广的胸襟。而对他的书列举出错误最详细周全的盛平先生，后来成为他最密切的朋友之一。

　　
散会后，雷颐、盛平和我陪傅高义先生到鼓楼外的一家普通餐厅吃饭，大家谈兴未减，只不过从《邓小平时代》转移到中美关系、中国崛起上来。先生特别关心中国对美投资的情况，当时中国公司大举去美国收购，甚至还有中国企业因国内成本上升转到美国开设工厂，中美经济发生前所未有的逆转，先生对这些变化非常感兴趣。

　　
在写作《邓小平时代》时，傅高义先生就萌生了写一本胡耀邦传记的想法。他注意到，很多重大改革是胡耀邦率先积极推动的，其勇气无与伦比；他在这过程中采访过的300余人，多数都对胡耀邦表达了由衷的热爱，这让他感到震惊。因此，在完成《邓小平时代》后，他在2013年这个时候立下了利用余下时间写一本胡耀邦传的心愿，以弥补《邓小平时代》对胡耀邦着墨不够充分的遗憾。这也可说是傅高义先生在听取中国学者和历史当事人批评后所作出的实际行动。

　　
从他2013年底那次来中国后，开始密集搜集胡耀邦的有关资料，先后采访了胡耀邦的亲属、秘书和部下数十人，并且会见了很多与胡耀邦关系密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子女。傅高义先生还与数十名专家会谈，了解80年代的思想解放、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国际关系、民族宗教和计划生育。

　　
傅高义先生在2017年11月又特别拜访了湖南浏阳胡耀邦故居和江西共青城胡耀邦陵园。先生进入晚年后，膝盖就很不好，在波士顿如果遇到雨雪天气，出行就要携带雨伞或拐杖，以防摔倒。但是他依然坚持攀爬数百个台阶，达到富华山山顶的胡耀邦墓地和纪念碑，并且在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先生赠送的樱花林前留念——中曾根也是傅高义先生的一位老朋友。回京路上经过杭州，遇见原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先生。高先生比傅高义年长一岁，二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交往，老友相见，格外亲热，二人还比起谁的身体更健壮，让人看到傅高义先生轻松诙谐的一面。

　　
2018年，我在哈佛短期研究访学。这期间又数次与傅高义先生交流，去波士顿之前，傅高义先生发邮件告诉我，安排妥当后到他Sumner街家里相见。收到邮件后，我还特意查了一下地图，Google Map显示Sumner街在波士顿远郊，心想先生退休之后，在这个幽静的地方颐养天年。到达哈佛的当天，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以下部分文段简称“中心”）图书馆馆长Nancy女士，问我是否见过傅高义先生，我说明天将要见他。她随口说了一句，过了图书馆门口的马路就是他的家。我大吃一惊，如果不是她问起这个事情，第二天肯定要闹乌龙。

　　
傅高义先生之所以一再在家里会客，是因为退休之后就主动把中心的办公室腾出来了，贡献给中国访问学者使用。在这里还忍不住再介绍一下Nancy，她和傅高义先生一样都是东欧犹太人。她是1974年被傅高义先生把从麻省理工学院“挖”过来的，已经在中心图书馆勤勤恳恳工作了40多年。她的岗位看似平凡，但是却对搜集学术资料、为中国学者提供服务永远热忱。在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美学术交流从涓涓细流汇成奔腾江河，离不开傅高义和Nancy这样甘于奉献的人。

　　
傅高义先生的住宅是一栋有160多年的小楼，进屋迎面而来浓浓的中国气息，屋里悬挂着中国画，桌子上摆放着中国盆景，还有一些印着中国团体机构或公司名字的台历、纪念品之类东西。客厅一角有个美观的螺旋楼梯通往地下，那里是他的书房和工作室。

　　
见到傅高义先生，除了久违的亲切，更感受到他的忙碌。他说下午要有中国出版商来家里谈事，这两天还要参加几个华人学术群体举行的学术沙龙，以及到为美国哈佛中国本科生举办的“哈佛中国论坛”发表演讲。据我之前的了解，傅高义先生的日程几乎每天都被各种拜访和会议排满。而这期间我也访问了他的老同事Goldman夫人，虽然Goldman夫人当年也是美国著名的中国研究专家，但是退休后已经清闲无事；与她同住在查尔河畔老年公寓的麦克法夸尔日子也颇为清静，只有傅高义还依旧非常忙碌。

　　
这次在哈佛，除了交流胡耀邦的一些思想外，傅高义先生尤其关注胡耀邦的资料档案保存的问题。因为耀邦夫人李昭去世后，按照规定，中央给耀邦同志分配的住宅将要收回，这样他的个人资料和遗物存放将是个难题。傅高义先生认为应该学习美国为每位退休总统建立总统图书馆的经验，来保存这些资料。他说，整理保护好胡耀邦的这些遗物非常有意义，因为胡耀邦的思想具有普世性，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领导者，这些资料和遗物极具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好在后来湖南省的胡耀邦同志故居承接了这些东西，使得这些资料和遗物得到妥善保存，又利于学术利用。

　　
傅高义先生的胡耀邦研究虽然一直进行，但是中间加入《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的写作计划。这本书中文繁体版去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依据原来的设想，简体版要在今年东京奥运会期间出版发行，进而推动中日关系历史的认识和研究。然而，新冠疫情的出现搁置了这一计划。先生在内地版问世之前骤然离世，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除了已完成的《中国和日本:1500年的交流史》和未完成的胡耀邦传记，傅高义先生还有个人回忆录的写作计划。他的太太Charlotte主张他先写作回忆录，而他希望先写胡耀邦传，毕竟中国国内很多人对这本书非常期待，他也做了非常多的准备工作。而先生致力于东亚研究60多年，与众多知名政要和学者都有密切交往，他的回忆录也一定很精彩。两部著作都没有完成，不能不说是中国研究界的巨大损失。

　　
第一次听说傅高义的名字是200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读书的时候。傅高义那时候是中大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USC）的顾问，偶尔来港参加学术活动。傅高义与港中大的关系要追溯到1960年代之初，他研究中国的开篇之作《共产主义下的广州》，就是依赖港中大USC搜集的中国报章宣传资料完成的。可以说他的一生都与香港中大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最重要著作的中文版也都是由香港中大出版社首发。

　　
不过那时候，傅高义只不过是一位“退休教授”，没有今天头上的这么多光环，在华人世界的知名度远远不如当下。当《邓小平时代》出版时，绝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没有听说过“傅高义”这个名字。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日本有些名气，在中国很少被人知道。

　　
可以说《邓小平时代》是傅高义中国研究生涯的一个分水岭。这本著作问世以前，他只是少数专家学者认识的学术机构领袖，这本书出版之后，他越来越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近几年他是在华知名度最高的美国学者之一。

　　
傅高义先生晚年在中国这么受欢迎，从主观上讲，跟他深耕中国研究和中美交流半个多世纪积累的人脉不无关系，另一方面则也是其性格使然。关于傅高义先生记忆的所有片段，他永远都是谦逊的、和蔼的。他与人交谈时，总是那个倾听者，并且是一直保持很认真、微笑地姿态去聆听，而不是敷衍。他参加正式交流时，喜欢带一个笔记本，会很注意记录下来别人讲的东西；即使发表意见，也会用一种很低调、不尖锐的形式说出来。他的处世之道与中国的“中庸”不谋而合，这使得他走到哪里都会受到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的尊重和欢迎。

　　
傅高义先生又是一个很热心配合与帮助别人的长者。他晚年这么忙，其实并不是为了出名或赚钱，他付出时间最多的学生团体或非盈利团体的活动，都是没有酬劳的。对于媒体的访问，各类人物的拜访会谈，他也尽量抽时间接待——他总有一种愿意成就别人想法的朴素情怀。

　　
不过，傅高义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甚至是中国公共话题中的一个重要符号，更与时代的变化有关。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面临很多新问题、新变化，社会各界越来越怀念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勇气。《邓小平时代》一方面为中国人了解邓小平提供了最全面和通俗的读物，另一方面这本书也成为中国人凝聚改革共识、寄托改革新期盼的载体。虽然这本书在学术上不能算是成功，但是政治意义上的影响力不可估量。所以，《邓小平时代》在发行之初，学界对其否定质疑多，而到现在都是以肯定的态度去看待它。傅高义撰写《邓小平时代》的初衷是为美国大众提供一本了解邓小平和中国改革的读物，不想却在中国承担了这种使命。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中美关系发生了很多逆转。傅高义先生自90年代起就呼吁美国要学会与中国共处，正视中国的崛起。尤其是近两年他不断批评美国对华封锁、孤立的做法，提醒美国要承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他代表了美国精英团体的另外一种声音，这不啻于为急速降温的中美关系送来一股暖流，让他进一步为中国人所熟知和重视。可以说，某种程度上是时代把傅高义推向发挥更大影响力的位置，而他也正确地扮演了历史角色，赢得了中国人的爱戴。

　　
傅高义走进中国人视野后，人们往往用“大师”、“最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中国通”之类形容他，我觉得这是由于缺乏对他的了解，基于中国人对学者的认识习惯进行刻板想象的结果。

　　
如果在“大师”、“思想家”与“学者”之间，选择一个词汇对傅高义先生进行定位的话，我觉得“学者”最恰当。傅高义先生的研究生涯中著述很多，其长处在于严谨地呈现事实，但是不喜欢进行理论构建或抽象总结，以至于很多人批评他缺乏“思想性”。我想，他自己也不会喜欢“大师”这个称号，因为他本身就不是喜欢标新立异或享受别人崇拜的人。

　　
傅高义虽然研究中国很多年，但是他对中国的了解，在海外中国专家中并不是最深刻、全面的。在与他的交谈中，以及聆听他与中国学者交流时，他对中国现代史或政治也不是全然了解，偶尔还会出现对大家感觉很平常的历史事实和术语感到陌生的情况，不太像大家想象的那种炉火纯青的“中国通”。这方面他不如黎安友(Andrew Nathan)，也不如沈迈克(Michael Schoenhals)，这些人谈起中国事情往往如数家珍，你会感觉到他们仿佛是经历了现代中国各种风云变幻的中国人。

　　
不过也不能苛求他老人家，因为先生毕竟是社会学家出身，研究中国政治是年近七旬才开始的事情，他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的透彻。这也不妨碍他的历史地位的奠定，毕竟对一个人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看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是否做对了事情。

　　
那么如何评价傅高义先生呢？我觉得他最突出的贡献并不在思想和学术，而在于，他是一位杰出的学术机构领导者，又是一个很有责任感和热心公共事务的学者，搭建了很多中美学术交流和政治交流的桥梁，让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人更加了解美国。

　　
具体来讲，他在担任费正清的助手和第一个主任任期（1973—1975），开创了中国午餐会(China Lunchtime Seminar)和新英格兰中国研讨会(New England China Seminar)，这两个研讨会一直持续到现在，成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招牌”学术活动。他还举办了面向美国东部所有大学的晚清史、民国史和中国文学工作坊，为大家提供相互激励的机会。这些不仅促进了哈佛中国研究的制度化，也显示了傅高义的学术领导才能。

　　
他在第二个任期（1995—1999）内，成功将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传统的东亚学研究机构变为综合研究机构。学术研究的重点不再限于历史、语言、文学这些东西，而是转向关注中国近几十年社会领域发生的广泛变化。他成功地整合了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法学院、商学院和文理学院的中国研究力量，将中国研究从费正清东亚中心的孤军奋战，变为互通互联，使得中国研究从哈佛相对弱小的地位，一跃成为学校最强的地区研究领域之一。

　　
他成功地扩大了中心的经费来源，基于充足资金的保障，增加了对中国访问学者的资助，还将哈佛大学出版社的“东亚专著丛书”(Harvard…

　　

　　
中西学术的异同

　　
在写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以下简称“《华北》”）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以下简称“《长江》”）这两本书的20世纪80年代，我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中英文学术界针锋相对的两大主流理论：一是当时仍然属于中方主流的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主要强调生产关系，以地主相对佃农、富农相对雇农两条生产关系轴线为主进行分析；另外则是西方主流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拒绝生产关系（阶级剥削）的论点，聚焦于人口、市场、资本、技术和生产率等的论析。

　　
两者虽然针锋相对，但也有一些意外的共同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虽然是从社会主义的革命视角来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同时也坚决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作先进的、优越于封建主义的方式。因此，中国学界提出了比较独特的“资本主义萌芽”理论建构，将帝国晚期的雇佣关系视作比封建主义租佃关系先进的萌芽中的资本主义方式。众多学者花费了大量的劳动来试图论证这一被认作现代型的发展趋势。

　　
在这方面，西方的学术思路和中国的萌芽思路意外地相似，同样倾向于要在中国的前近代和近代史中发现西方式的现代资本主义和市场发展倾向，为的是证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乃是普适的，不仅适用于西方，更适用于全球，包括中国。

　　
固然，以上倾向仅是“主流”意见。即便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在资本主义萌芽理论中，也有偏重生产关系和偏重生产力的不同意见——譬如，当年经济史研究领域特别优秀的两位领军人物李文治和吴承明便是如此。还有过分强调“萌芽”论和不那么强调“萌芽”论的流派，以及许多说到底乃是主要偏重扎实经验主义研究的学者。我在两书中，都连带讨论和考虑了这些不同派别。

　　
同时，西方(以及日本)学术界当然也不是清一色的形式主义经济学/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那么简单。我在两本书中讨论了诸多不同的支流意见。譬如，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左派”的众多不同意见，包括对阶级关系中的“潜在剩余”的独特论析。在日本，除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还有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关于村庄社区共同体的论点。

　　
但是，中西双方的主流倾向以及其中的不同点和意外的共同点，还是比较清晰的。读者可以据此来认识当时的学术环境，不要被琐碎的细节混淆了双方主要倾向的不同和交搭，这是认识我这两本专著的核心问题和基本思路。

　　
两本专著的经验基础和问题意识

　　
如今回顾起来，我这两本专著与之前的研究成果最主要的不同，首先是经验层面的依据。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双方开始探索建立诸多方面的新的交流，包括学术。美方成立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学术交流委员会”（CSCPRC），并从1979年开始通过公开竞争选派学者前往中国做学术研究。

　　
机缘巧合，我成为最先被选的学者之一，并于1980年全年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档案材料。一方面是查阅国内已经有不少人使用的“刑科题本”命案，从中挖掘（比较有限的）与经济史相关的信息；另一方面，我偶然发现了顺天府宝坻县的地方政府档案。后者成为《华北》一书的重要支柱材料之一。同时，我还有幸获得进入顺义县沙井村的机会，对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初期非常系统详尽地调查过的这个村庄进行重访，做跟踪调查，并与多位关键村民长谈。之后，在1983、1984、1985、1988年，我四次深入松江县华阳桥的四个（同样是满铁特别集中调查的）小自然村进行详细和系统的跟踪调查。另外，我还获准进入华北和江南多个地方政府档案馆搜集相关档案。这些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西方学者都不可能实现的研究条件。

　　
翔实精准的满铁资料与跟踪调查，加上地方档案，成为我写作《华北》和《长江》两书比较独特的研究资源，其给予了本领域之前不容易做到的“一竿子插到底”的详细材料。读者将会在书中看到众多深入到一个个自然村和一家一户以及个别人士的丰富、详尽的材料。这是我这两本专著的主要特点之一。

　　
另外则是我在问题意识上具有比较独特的背景和视野。长期以来，我在感情和理智上一直经受双重文化和双重意识形态的拉锯及斗争。我的父亲是1911辛亥年庚子赔款的留学生（是年排名第一）、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及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深深认同美国的自由资本主义思想和传统。我的导师萧公权先生也同样如此。而我的母亲则是来自无锡农村耕读世家的闺秀，不懂英文（但写得一手好字）。我自己因此乃是真正意义的“双重文化人”。

　　
在父亲和导师的双重影响下，我在学术方面的初始研究是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思想，但后来发现，自己对那样的研究一直缺乏深层的感情和理智层面的动力。之后，仅仅为了保留自己的教学职位，为了通过加州大学的终身教职考核，方才勉强“完成”了算是自己的第一本专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1972）。

　　
其后，我逐步发现自己内心最关心的问题乃是拉锯于父亲和母亲、美国和中国之间在感情和理智上的深层矛盾，认识到自己最需要做的，是通过扎实的研究来解答、解决心中的矛盾和疑惑。因此在35岁那年，我抽出了两年时间来找寻能够解答这一问题的研究材料，发现了之前较少被使用的满铁所做的大量系统、翔实、精准、可靠的材料。之后，伴随中美学术交流的开放，遂有机会重访、调查、核实、延伸那些材料，凭借深入的经验调查来解决自己长期以来最为深层的一系列疑问，处理心中至为紧迫的关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美国和中国到底孰是孰非的深层问题。其结果便是这两本书。

　　
规模化资本主义农业模式不适用于中国

　　
《华北》得出的结论首先是，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有是处，都有助于我们认识、理解中国农村社会和经济的一些重要方面。雇工3人及以上，并有超过100亩规模“经营式农场”的乃是当时最富裕最成功的农户，中农多是小规模的自耕农，贫农则既有租佃土地的（虽然占比较低），但更多的是农忙时要外出打短工的农民。这些基本的社会经济事实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生产关系都直接相关。

　　
《华北》上半部分主要探索了当时比较突出的经营式农场，将其与小规模的家庭农场仔细对比。意外的是，它们在资本投入（如肥料、用水、用牲畜等方面）、技术、亩产量等各方面都与小规模农场并无显著的不同。两者最主要的差别在于，经营式农场由于是雇工经营的，能够做到比小农场更适度的劳动力配置：前者劳均种植20~25亩，后者则是15亩以下。

　　
为什么会如此？我借助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外的实质主义理论，发现其中的关键在于小农家庭的特殊组织逻辑。小农家庭的家庭劳动力是给定的，妇女、老人乃至小孩这些辅助性劳动力基本谈不上什么“机会成本”，不像成年男性劳动力那样可以外出打短工。在人口（相对过剩）与土地（相对稀缺）的压力下，这样的生产单位会尽可能将亩均劳动投入最大化，借此尽可能地提高产量，即便其劳动边际报酬严重递减也如此。而经营式农场，由于劳动力主要是雇用的，可以适当调整，则不会如此。因此，小农场常会种植更高比例的（特别劳动密集的）棉花，冒更大的市场风险，来尽可能提高自己的收入。至于贫农，由于农忙时要靠打短工来补充自家土地收入的不足，则有时不可能在自家土地上投入必需的劳动。

　　
同时，经营式农场规模一般不超过200亩。这主要是因为，超过这样的规模，农场主本人便不再能够亲自带领和监督劳动，劳动成本会快速上升。更重要的是，达到这样的规模之后，他会有更多机会选择报酬更高的经商或入仕途径。

　　
上述两种不同性质的农场的共存与拉锯，构成了华北农村基本的社会经济状态。经营式农场占大约10%的土地，其余都是小规模家庭农场。如此，雇工经营的经营式农场说不上是什么资本主义型的突破性生产方式或新的“发展”模式；同时，使用自家劳动力的小农家庭农场明显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即便有的要靠租佃土地，但也不见得就是简单的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在此之后，我转入《长江》一书写作的调查研究，更惊讶地发现，在这片市场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华北那样的经营式农场居然会被小农家庭的特殊经济逻辑完全淘汰，它们从明清之际以来逐步衰落，到19、20世纪已经完全绝迹。这就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和“理性”“（资本主义性）农场主”理论的预期完全相悖，展示出另一种截然不同的逻辑。

　　
深究之后，我更清晰明确地发现，小农户由于其组织特点，能够承受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单位所不可能承受的人地压力。借助家庭的辅助劳动力，它可以进行雇工所不可能肩负的、低于基本生存回报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借此在小块土地上维持生存，并支撑更高度的商品化。其中，长江三角洲最主要的乃是棉花-纱-布和桑-蚕-丝的生产。它们按亩投入的劳动日总量分别达到水稻的18倍和9倍，但收入才达到3~4倍。正是这样的“内卷化”（或“过密化”）的经营方式，或“没有（单位劳动报酬）发展的（总生产量）增长”，使其能够在长江三角洲长期维持，并且完全消灭了学术理论中多以为是更先进、更优越的类似资本主义单位的经营式农场。

　　
这就确证了《华北》已经得出的关于经营式农场的基本结论：其经营方式与小农经济的根本不同，不在其“发展”方面的“先进”性，不在于更多的资本投入或先进的技术以及更高的亩产量，也不在于其更高度的商品化生产，而实际上在于一个简单的组织逻辑——由于是雇工经营，它们可以根据需要而雇工，借此达到比小农户更合理的劳动力配置，免去自身生产单位“劳动力过剩”的问题，达到更高效率的劳动力使用。而小农户则由于其家庭劳动力是给定的，不能“解雇”家庭的劳动力，最终只能走上投入越来越多劳动力的“内卷”道路。由于小农经济的亩产所得要高于经营式农场，长期下来完全消灭了经营式农场。

　　
显然，这样的经验实际完全谈不上由于资本主义式的雇佣经营而达到更高生产率的“先进”生产单位，并将最终取代小农经济。这就证伪了“资本主义萌芽”论的预期，也证伪了资本主义必将取代封建主义的西方现代主义预期。

　　
也就是说，《华北》和《长江》两书共同证明了，无论是形式主义经济学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都不足以认识和理解中国人多地少的基本国情，以及在此前提下的“小农经济”的顽强生命力,也不足以认识所谓的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实际。倒是实质主义的第三理论传统洞察到了小农经济的最基本特色。

　　
过去如此，今天实际上仍然基本如此。小农经济过去依赖的是耕作与家庭副业两柄拐杖，今天依赖的则是耕作与外出打工、做买卖等非农就业。二者的结合同样具有极其顽强的生命力，不同之处仅在于通过非农就业而逐步减轻了单位土地面积上的“内卷化”压力。

　　
贫农经济的形成

　　
《华北》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突出“贫农经济”和贫农社区的形成过程。土地贫瘠和人地压力是当时最为现实的两个基本因素。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西方帝国主义的入侵、民国时期的军阀混战、日本军国主义的蹂躏，促使之前华北地区众多以中农为主的农村紧密社区走向解体。在生产关系方面，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都在递增，并且不再带有原有的亲邻间的道义约束和礼仪；部分具有稳定和紧密人际关系的社区越来越多地成为松散的、没有人情可言的村庄；由社区受人尊敬的具有道德威望的人士来承担领导责任的传统逐步衰落，到战乱时期越来越多地由“恶霸”型流氓或逐利型小人来充当村长，鱼肉村民；越来越多的中农沦为自家土地不足，必须依赖打短工来维持生计的“贫农”；同时，国家的临时摊派日益繁重和苛刻。无论在“阶级关系”上，还是村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矛盾都比较突出。这是一个相对其他地区更可能响应中国革命号召的地区。

　　
长江三角洲则不一样。这里土地相对肥沃高产，生态相对稳定，生活相对富裕。佃农所占比例虽然要比华北高好几倍，但村民拥有长期稳定租种的土地的“田面权”，拥有“田底权”的地主则主要居住在城镇。城镇中“田底”交易虽然频繁，但并不影响农村“田面”的稳定耕作。由于土地总产较高，“田面”地租相对显得并不十分苛刻，“阶级矛盾”并不显著，租种“田面”的小农比较像华北的自耕中农。

　　
而且，由于这样的土地关系，田赋基本都由拥有“田底权”的不在村地主来交付，村民相对而言较少与国家打交道，也较少感受到民国时期华北那样日益苛刻的新型摊派。因此，长江三角洲农村无论在阶级关系还是村民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矛盾都没有像华北那样显著。

　　
两地相比，我们不能用“先进”vs.“落后”的框架来认识，将租佃与雇佣关系视作一是落后一是先进的不同；也无法用简单的“生产关系”或“发展还是欠发展”的框架来理解，仅凭“市场经济”、资本就得出“现代”相对于“前现代”的发展这种划分。一定要用更宽阔多维的视角，纳入不仅仅是阶级关系的因素。我们更需要考虑到农户家庭的特殊性，生存和生态的关键性，村庄社区组织、国家与这些因素的关系，以及历史偶然等一系列不同的维度。否则，便不可能真正认识两地在革命前的社会经济实态。

　　
最突出和重要的一点是，在商品化程度相对更高和更富裕的长江三角洲，依据雇佣劳动的规模化经营式农场，居然会在明清更替之后逐步走向消失，完全被小农家庭农场所取代。仅凭此点，我们便可以清楚地知道，为何无论是中国之前的“资本主义萌芽论”还是西方的资本主义（规模化农场）的现代主义发展论，都是不符合中国实际的。其中答案要通过中国小农经济自身的特点来认识和理解。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演变

　　
《长江》与《华北》最主要的不同是，《长江》的后半部分将此地区的乡村社会经济史一直下溯到20世纪80年代，而不是像《华北》那样基本终止于1949年。而《长江》后半部分的最主要发现乃是，革命前的“内卷型”耕作——农业的演变主要不在于劳均产出的提高，而在于依赖更多的“内卷型”劳动力（主要是家庭的辅助劳动力）投入来提高亩均产量和产值——在新中国成立后仍然非常关键。

　　
集体农业意外地和之前的家庭农业带有一些关键的共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两者的劳动力都是给定的。在这方面，集体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它无法裁员。而且，集体下的工分制促使对妇女劳动力更完全的动员和使用，这比“内卷型”的小农经济只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和小农家庭一样，生产队和大队集体最关心的是总产出，而不是劳均报酬。它们带有强烈的尽一切可能提高总产出的动力，不会太多考虑到伴随更多劳动投入而来的劳均报酬的递减或停滞。正因为如此，在集体制下，农业内卷的程度比过去更高、更强烈。

　　
最突出的实例是1965年之后被广泛推广的“双季稻”的种植。多加一茬水稻固然提高了单位土地的总产出，但却是以单位劳动和土地边际报酬严重减低为代价换来的。即便是新纳入的机械化，它所起的作用也不是农业的去劳动密集化，而主要是使劳动力在早晚稻两茬交接的最紧迫时间段完成必要的耕地工作，使添加一茬的进一步劳动密集化成为可能。国家领导配合以集体组织，农业生产固然在技术、水利、整田、良种等诸多方面都有一定的改进，但并不足以改变内卷化的基本趋势。

　　
集体制下的二十年间，单位土地的总劳动投入直线上升，总产出是提高了，但单位工分值一直没有显著的提高，总体上看，与之前长期以来“有（总产量）增长、无（单位劳动产出）发展”的内卷化趋势基本一致。农村农民依然贫穷，城乡差别依然显著。

　　
农业长期以来的内卷化意味着中国农业必须摸索出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我之后在《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中的第一卷《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与第三卷《中国的新型非正规经济：实践与理论》（均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中探讨的主要问题便是：中国农业怎样才能在必然的劳动密集前提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农业现代化，即单位劳动力平均产出和产值的提高？

　　
固然，我们这里要考虑到，城镇化和中国非农经济的大规模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如今中国的劳均耕地面积仍然才7亩，户均才10亩，内卷化农业依旧，实在不可与美国平均2700亩的所谓“家庭农场”相提并论。除东南沿海和城郊农村外，中国农村和农业的主体，说到底仍然是极小规模的家庭农场。

　　
我提议，除了行将城镇化的东南沿海和城郊农村，我们必须接纳给定的“小农经济”将不可避免地较长期延续的现实，并在这样的前提下探寻出路，而不是坚决追求规模经济效益的大农场。

　　
最突出的实例，乃是近三四十年来发展出的新型“劳动与资本双密集化”的小农场、小农业，其劳动力来自小农家庭，资本则来自大规模外出打工后的非农收入，与规模化的西方式资本主义农场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在较长的时期内，中国农村的出路仍然不是以资本主义大农场来取代小农经济，而是借助小农经济的特殊组织逻辑和顽强生命力来推进高附加值“新农业”的发展——如1、3、5亩地的拱棚蔬菜，几亩地的果园，一二十亩地的种养结合农场。这样的农业在2010年便已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3，耕地面积的1/3。它们是中国人的食物结构（粮食∶蔬菜∶肉食）从原先8∶1∶1转变为如今4∶3∶3的关键基础。中国农业未来的出路在于，为新农业的小农经济建造迄今仍然欠缺的新型的、类似于日本、韩国基于小农社区合作社的产、加、销“纵向一体化”的优良基础设施服务，进一步推动城乡间真正对等互利的贸易，促进城乡相互推进发展，而不是长久地陷于“三大差别”状态。

　　
这是现代中国农业史为我们说明的最主要的现实和逻辑。最近几年，尤其是2018年制定《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来，相关问题已经得到了国家的重视。尽管之前对规模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迷信仍然具有较大影响，即在农政决策者和学术界中，仍有不少人坚持将小农经济视作落后的、必须消除的负担，但国家今后应当能够更自信地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小农经济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才是两本书主要结论的含义。

　　

　　
本文为黄宗智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与《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二书再版合序，发表于《文化纵横》2022年10月刊第68-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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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共政策是现代国家最为常见和有效的治理工具。作为政治过程的重要输出，公共政策因其功能等价物意义可为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比较提供可比性基础，比较研究也正成为公共政策研究的重要趋势，并显示出超越诸种流行范式而产生一般理论的潜力。公共政策比较研究聚合了政治学研究的广泛议题，对政策实践、政治学研究乃至政治学学科都具有诸多方面的启示意义。肯定性行动(政策)比较研究即展示了这种强大的辐合效应和辐散效应。公共政策(比较)研究对于中国政治学的积极意义在于，公共政策记录国家治理相关信息的档案功能有助于经验知识的积累，促进研究者与经验世界间广泛而有深度的接触，从而推动中国政治学发展为一门兼具价值亲和力与理论亲和力的学科。

　　
关 键 词：中国政治学  公共政策  国家治理  肯定性行动(政策)  Political Science in China…

　　
美国的中期接近尘埃落定，接下来应如何看待中美关系这几年的发展？两国关系又将面临怎样的不确定性？这些成为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这次讲座围绕着“修昔底德陷阱”——即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肯尼迪学院（Kennedy School）的创始人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来展开论述中美关系。修昔底德是古希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书中作者提出了一个命题：为什么雅典跟斯巴达两个国家会发生战争？他认为，斯巴达作为一个现存的邦国，雅典作为一个新兴的邦国，是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恐惧最终导致战争的不可避免。

　　

　　
艾利森和他的研究团队围绕着这样一个命题，统计了人类过去500年间发生的各种主要战争，发现新兴强国跟现存强国之间一共发生了16次冲突和权力转移，其中12次发生了战争，只有4次没有发生战争。因此他得出结论，认为中美之间必有一战。

　　

　　
这个观点提出后，学术界争论很多。我个人认为他把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关系与当前的中美关系进行对比不太妥当，有些迂腐，这就相当于要回到春秋战国时代国家间的关系来分析当代的国际关系问题。

　　

　　
雅典和斯巴达是两个小国之间的战争，今天的中国跟美国是两个大国，而且是两个核大国。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尽管如今的俄乌战争正在核战的边缘——乌克兰虽然没有核武器，但因为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俄罗斯跟北约之间的战争，两边实际上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拥有了核武器。俄罗斯如果真的像西方一些国家所说的会使用战略性核武器，那么战争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因为北约和美国很可能会有所反应。同样，中美之间的关系亦是如此，所以不能简单地把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关系应用到中美关系上。

　　

　　
然而我们也不能完全忽视这个命题，因为历史上战争确实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了。没有人喜欢战争，但为什么战争还是发生呢？习近平总书记也特别强调过我们要避免两个陷阱，对内的是“中等收入陷阱”，对外就是“修昔底德陷阱”，也就是强调中美之间要处理好大国关系。刚刚过去的二十大，是在国际环境发生巨变的情况下召开的，但我们还是继续强调追求和平与发展。追求和平与发展表明我们要避免中美冲突，也就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回到修昔底德陷阱的概念，我们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恐惧于中国，这种恐惧感是怎么来的？

　　

　　

　　
中美关系现状：美国的恐惧从何而来？

　　

　　

　　
美国对中国的恐惧，有几大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美之间的GDP差距在缩小。中美之间的经济差距确实在缩小，去年（2021年）美国的GDP总量是23万亿美元，中国GDP总量是17.7万亿美元，中国的GDP相当于美国GDP的77%。对中国来说，这确实是了不起的进步。实际上，如果按照PPP就是购买力平价来计算，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在2014年超过美国了。

　　

　　
图1：2002年-2022年中国，美国和欧盟全球GDP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Statista

　　

　　
当然我们自己也要意识到，不要过分关注GDP总量，不要唯GDP总量论。GDP总量有实际上的意义，但不能高估，因为我们的人均GDP比美国的人均GDP还差得很远，美国的人均GDP去年已经接近了7万美元，我们的人均GDP去年只有1.2万美元。从发展的角度看，我80年代初上北大时，中国的人均GDP还不到300美元，现在到了12,000美元，是很明显的进步。但1820年的中国GDP占世界的1/3，当时的印度也占了差不多30%，而当时西欧七个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只占世界GDP的7%，但是到了1840年，我们在鸦片战争中就被英国打败，1860年再一次被打败。中国GDP总量比英国大得多，但被英国打败；而印度更糟糕，那么大的一个国家全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所以GDP总量并不能决定一切。

　　

　　
第二，中国在区域军事上有相对优势。从军费来看，实际上中国的军费要远远少于美国，去年美国的军费是7,780亿美元，中国只有2,520亿美元，还不到美国的1/3。不过，并不是不到1/3就不重要了，因为中国跟美国的军费支出用途是非常不对称的，美国军费用于维持全球性霸权，而中国的只是用于区域性的国防。

　　

　　
美国现在非常担心的是中国海军，中国有355艘舰艇，而美国只有305艘舰艇。美国有60%的舰艇布置在我们印太地区，也就是说美国能用来对抗中国的舰艇只有180多艘。美国要维持一个全球性的霸主地位，那么他要在任何地方都以保持绝对的优势为目标，因此对于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感到不安。

　　

　　

　　

　　
图2：西太平洋中美海空军事力量对比 (资料来源：美军印太司令部)

　　

　　
第三，美国深刻的内部问题得不到解决，使得其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制度体系和基于其之上的意识形态不断衰弱。1990年代初苏联垮掉以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一片乐观。弗兰西斯科·福山（Francis Fukuyama）写了一本《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他认为美式的自由民主政体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也是人类所能拥有的最后的一种制度。但是没过几年西方世界本身就发生问题了。今天的西方已经全然没有了当时那样的信心了，主要是因为西方的民主一直在演变，演变得很难治理。美国的民主早期是精英民主；到后来是中产民主，二战以后美国中产阶级达到60%多甚至70%，中产是民主稳定的力量；现在的美国中产从1980年代以后一直萎缩，萎缩到不到50%，中产民主因此演变成民粹民主。

　　

　　
这种现象不止存在于美国，也在其他民主国家发生。社交媒体时代的民粹民主已经导致了很多没有从政经验的“政治局外人”的崛起，特朗普就是个典型人物，现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是。这些人是民主选举出来的，但很多确实没有从政的经验，导致本国内政外交上的问题频发。西方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缺少一个有效政府。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一个有效政府，因为社会经济在变化在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是严重的问题，一旦出现问题，就必须有一个有效政府来解决。但在民粹民主时代，西方的政党政治已经难以产生一个有效政府。

　　

　　
政党方面，英国传统上有个词叫“忠诚的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但现在已经没有了忠诚的反对党，反对党都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福山说现在的反对党是在互相否决，是否决党。例如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是互相否决的，国会议会就成为一个吵架的地方，很难出现一个有效政府。在没有一个有效政府的情况下，就很难去解决很多的问题。美国内部出现了问题就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外交上，但这样做不仅没有解决美国的内部问题，反而经常恶化内部问题。

　　

　　
第四，从外部看，西方式民主的推行也遇到了巨大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美国1945年以后到处推行民主自由制度，但实际上几十年来海外推行的民主就没有一个是成功的。名义上二战以后美国最成功推广的两个民主国家是德国和日本，但很多学者认为德国、日本即使美国不占领也会变成民主国家——因为日本早在二战以前就有民主运动在发生了，德国更不用说，本来就是西方的一部分。美国占领这两个国家加快了这两个国家的民主进程，使这两个国家尤其是日本更具有西方色彩。

　　

　　
最近几十年，美国推行民主就没有成功的例子。尤其是美国的大中东民主计划的失败，美国利用反恐机会推广其民主制度，但是没有一个成功。去年美军从阿富汗撤退完全改变了人们对美式民主的看法。

　　

　　
美国内部问题和推广民主上的失败更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崛起。实际上，美国并不怕中国的经济发展，他们最害怕的是中国这一套不同的制度体系的崛起。中国的制度体系被视为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挑战。

　　

　　

　　
中美关系大趋势：美国推动世界两极化

　　

　　
从特朗普时期以来，中国跟美国的关系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朗普时期发动了贸易战，他作为商人，主要还是着眼于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国家与国家之间如果能用美元或者说用货币能解决的问题，还有解决的可能性，但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很多问题就很难解决了。中美两国关系近年来就是这样演进的。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制定了对中国的四个“分化”战略：一是把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区分开来；二是把中国共产党跟他的领袖集团分开来；三是把汉族跟少数民族之间分开，少数民族主要是新疆、西藏等问题；四是把大陆的华人跟海外和境外的华人分开来，把大陆华人特意称为（Communist Chinese）。

　　

　　
如果说特朗普是想多拿一点钱，那么拜登就更加注重意识形态之争。拜登执政以来，美国的策略就是要把世界两极化，即所谓“一个世界，两个中心”，就是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中心，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心——也有人说是以中国-俄罗斯为核心的中心；还有所谓“一个世界，两个市场”，一个以美国为核心的市场，一个以中国为核心的市场。

　　

　　
美国的冷战派希望把中美关系引向过去美苏之间那样的关系，从意识形态上分割成两个阵营。具体表现在高科技的封杀，尤其表现在芯片上进行封杀。不过，这种封杀还是轻微的，严重的是现在美国开始转向系统脱钩。

　　

　　
为什么这么说？如果把近代以来的科技比作一座山，这座山便是人类文明几千年的积累，所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的四大发明都对这座山做出过贡献。但是近代以来，首先是西方欧洲国家把持这座山，后来是美国把持这座山。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和西方接轨，等于我们也上了这座山。“系统脱钩”是比“卡脖子”要严重很多的问题，“卡脖子”只是意味着美国不让中国在这座山上往上爬了，而“系统脱钩”是说他们要把我们从这座山上赶下来。事实上，美国的系统脱钩已经导致中美在很多领域都在不断较量。

　　

　　
因此，在高科技领域，我们就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今天我们用的很多软件都是美国西方国家开发的，如果不让我们用了怎么办？比如去年美国禁止哈工大使用Matlab软件，就对我们的研究产生负面的影响。对工程师们来说，如果美国不让用画图纸的工具，我们短时间内很可能又要转向手工画图纸的年代。再比如，我们的手机一般有两个操作系统，但都是美国西方的发明创造。当然，我们可以说华为可以创造鸿蒙系统，但是鸿蒙系统如果不和西方的系统匹配或者不容许被匹配，恐怕只能是在中国国内用，不能走出去用。不管怎么说，系统脱钩比“卡脖子”对我们构成更大的挑战。

　　

　　
美国搞两极化的同时还是在搞联盟化。比如“芯片联盟”，想把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拉在一起。美国还想搞所谓的“民主互联网联盟”。我们现在的互联网实际上是不向西方开放，因为我们有防火墙，之所以还叫互联网，是因为现在西方还是向我们开放的。如果美西方国家也来一个防火墙，可能大家就不能叫互联网了，而叫内联网（intranet）了。美国的一些机构在策划内联网，而且从技术上也不难做到。如果真的施行，双方的损失都会很惨重，这将会是一个中美较量的关键领域之一。

　　

　　
在亚洲，美国试图建立其“亚洲版北约”。从战略上，美国把重点从世界其他地方转移到印太地区。美国为什么要放弃阿富汗，为什么要放弃欧洲，转移到印太地区？就是为了针对中国。特朗普时期美国的《国家战略报告》还把中国跟俄罗斯作为主要的竞争对手，但是拜登上台后就把“对手是俄罗斯”的表述给拿掉了，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和有意愿挑战美国的竞争者。今年新出炉的《国家战略报告》又发生了一些变化，把俄罗斯界定为最直接的眼前威胁，而中国是唯一有意愿、有能力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国构成挑战的竞争者。不管怎样，美国界定的主要敌人依旧是中国。此外，美国还在寻找一个与中国发生冲突的机会，要把亚洲版北约正式化，这种意愿尤其表现在台湾问题上。

　　

　　
当然，这里说的美国不是指美国整个政府，而是美国的很多的政治人物，有民主党也有共和党。因为中美经济差异在缩小、军力差异在缩小，他们认为美国一个国家没有独自针对中国的能力，如果说北约是对付俄罗斯的话，那么在亚洲也需要这样一个组织来对付中国、围堵中国。

　　

　　
美国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使得亚洲北约正式化。现在的“亚洲版北约”已经初具雏形，可以总结为“二三四五六plus”…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王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演进的关系及对王明全面抗战初期言行的评价，相关研究基本上肯定王明在提出统一战线政策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回国后若干行为确实存在闹组织独立性等严重错误，应该全面评价国共谈判中的王明言行及长江局的历史地位。二是王明与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确立和巩固的关系，多数学者认为王明问题是整风过程中逐步提出的，这既是王明坚持错误的结果，也与党内高层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深入、处理中苏关系的策略考量有关。三是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得失再评价，学界在走出“宗派”模式、具体研究人物关系上达成共识，新近研究成果指出，苏维埃革命的暂时顿挫更多是现实形势所致，在此时期，王明的部分指示及“布尔什维克化”的目标引导亦有积极因素。四是在挖掘新史料的基础上深入考证王明其人其事的具体细节，高质量年谱传记成果的出现是代表之一，学界亦就王明在莫斯科的活动、地位变动、人际往来、理论认识等方面进行了专题探讨。

　　
【关键词】改革开放；王明；中共革命史；人物研究

　　

　　
王明，原名陈绍禹，是中共革命史上频频被提及的人物之一。王明曾任中央政治局委员、长江局书记等职务，建国初任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是我们党早期领导人中一个主要成员，但是不成熟的、犯过严重错误的一位成员。王明在1956年以赴苏联治病为名一去不复返，此后在中苏论战中成为诽谤中共中央的主要“斗士”之一，在中国国内留下“叛徒”、“投降分子”的恶名，其晚年写作的回忆录于1979年在莫斯科出版[1]，其中多有不实之词，严重伤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及中国民众的情感，也引发了学界对其言行的研究热潮——王明究竟在其所吹嘘的挽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发挥了怎样的影响？如何认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提法？毛泽东如何排除王明错误的干扰，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方向、从而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又与苏维埃革命受挫有何关联？这些本质上关涉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共谈判、苏维埃革命等诸多中共党史重大问题，仍有较多细节需要进一步廓清。

　　
1944年，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及“王明、博古同志的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问题”，并指出王明、立三等错误不单纯是个人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2]，强调处理党内问题需要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惩前毖后、治病救人”[3]，体现了高度的政治智慧。1951年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出版，其中提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曾经犯过严重‘左’倾错误的一些同志，以王明（陈绍禹）同志为代表，这时站在右倾机会主义的立场上来批评和反对党的路线，并且违反党的纪律，在他们所负责的工作中执行了他们自己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是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第一次公开批判。[4]1953年《毛泽东选集》收录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修订版提及，“以上这些，就是第三次统治全党的、以教条主义分子陈绍禹秦邦宪二同志为首的、错误的‘左’倾路线的主要内容”，首次在党内正式文件中将王明置于“左”倾路线代表之首。[5]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既有经典叙述为蓝本，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以“两条路线斗争”为叙述模式的革命史出版物大量涌现。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一手史料汇编、档案文献、回忆录、年谱传记的陆续出版，在需要全面评价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上的作用、将王明言论放在整体思想语境中考察、具体分析王明与共产国际及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互动历程、关注王明问题定性的历史生成过程等方面，取得了新的共识。2002年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正式将王明从“右倾投降主义”修改为“右倾错误”，且不再使用“路线错误”的提法[6]，体现出党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精神。

　　
故而开展学术化的王明研究，有助于理性深入地理解中共思想史、政治文化的形成发展历程，挖掘党处理党内历史问题的智慧。关山初度，回眸并系统总结既有王明研究史显得尤为必要。[7]

　　

　　
一、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演进及全面抗战初期言行辨析

　　

　　
改革开放以来有关王明研究的进展，首先体现在对于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演进中所发挥具体作用的反思之上。

　　
1970-1975年，日本汲古书院出版了由本庄比佐子基于“东洋文库”编纂的《王明选集》，共收录王明文章109篇，尽量采取辑录原始版本的方法，较为系统地反映了王明的具体言论。[8]1981年王明中文版回忆录《中共五十年》得以出版，翌年出版的《王明言论选辑》选录了1928-1938年“反映王明机会主义思想理论观点的文章以及讲话”共26篇，为学术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文本基础。[9]学界随之出现了对王明“错误言论”的回应，强调从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开始直到七届三中全会，党对王明的错误一直持批判态度[10]，认为王明的“右倾错误”本质上是苏联“大国党”政策造成的危害，认为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存在分歧，王明正是照搬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1]相关研究将王明完全界定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意志的执行人，一定程度上存在扁平化的局限，且在论证中多采用揭发材料、反省笔记等延安整风期间及此后形成的材料，带有“回溯式”观察的色彩，但相关探索也提示了需要具体关注共产国际影响这一方向。

　　
随着获取和考辨材料的深入，学界在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形成过程问题上有了新的推进。Gregor Benton关注到需要考察统一战线形成过程中的多方互动，认为1937年是毛泽东和王明双方认识的分界点，1935-1936年间双方仅是较小问题上存在异见，而在此之后则扩大为原则性问题的分歧，提出需要关注文本生成的具体场合，区分秘密报告和公开文章的不同，具有一定方法论启示。[12]1983年日本学者田中仁在《史学研究》上发表论文，详细梳理了自1935年至1936年王明发表在《布尔什维克》（俄文版）、《共产国际》（俄文版及英文版）及《国际新闻通讯》等刊物上有关文章，基于文献研究指出王明从“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的过程，着重强调王明1936年7月发表的《为了独立自由幸福的中国而奋斗》的意义，其中提出的“人民民主共和国”口号标志着中共逐步从地域走向国家的视野变化，总体上肯定了共产国际推动统一战线在中国“柔性实施”、王明汲取法国和西班牙人民阵线经验，在统一战线政策演进过程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3]这一观点得到了中国学界的重视。1986年《党史研究》将田中仁《围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王明与中国共产党》一文译介刊载，编者在开篇增加按语，指出“这是目前所见比较全面地讨论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功过是非的极少数的文章之一。文中资料并无太多新内容，观点也不尽正确。但总的看，作者在研究上是下了功夫的，有些看法也是值得重视的”，总体上对该文予以了肯定，而这也是《党史研究》首次编译以观点为主的外国研究者的论文。田中仁在该文中呼吁要对王明在中共党史上发挥的作用做公正评价，这在国内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14]

　　
黄启钧通过具体的史实梳理，相对全面地评析了1932-1937年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的历史地位，他指出，从1932年底开始，中共代表团的“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并在1934年底后开始具体提出“反日反蒋”统一战线的主张，对于是否“联蒋”的问题，他们保持了相对审慎保守的态度。该研究指示出两点值得关注的方法论：第一，中国共产党30年代克服统一战线中的“左”倾关门主义、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第二，中共代表团受共产国际的领导，但并非简单的“传声筒”，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都对具体情况的政策应对有着主体性理解，由此细密考究多方的互动过程尤为必要。[15]杨奎松所持研究方法与之类似，他着重聚焦王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形成中复杂而又摇摆的态度，补充指出，王明对1934年共产国际政策转变、1936年初是否“联蒋”等问题存在疑虑，最终机械跟进，成为“时代、形势乃至整个政策转变的落伍者”。[16]田中仁在其既有研究基础上，围绕王明与统一战线政策陆续写作了系列文章，他指出1938年出版的《陈绍禹救国言论选集》所收文章相较此前发表时进行了较多修改，系统地梳理考察了王明文章的形成次序、版本差异，在方法论上颇有提示意义。[17]

　　
此外，在统一战线政策内容的形成上，中共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相对更能盱衡国际形势，这可能对王明的认识产生了一定影响。王淇便依据国际共运的一手史料，梳理了1936-1938年法共历史及对共产国际及王明调适统战政策的影响；[18]英国学者方德万强调需要关注武汉会战的世界背景，武汉当地各党派团体对于保卫武汉具有强烈意愿，需要结合这一背景审视中共如何在其中发声的问题。[19]

　　
总体而论，学界就王明与统战政策的演进基本形成了共识，即共产国际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王明个体的探索内含于其中，并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不乏教条化搬用的问题。总的来看，实行统一战线政策对于中共团结御侮、逐渐壮大有着重要意义。[20]

　　
近年来，有关统战政策演进的研究依然方兴未艾。王明所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东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关系是一个研究热点。何志明指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做出及时调整，“意外”地使身处窘境的中共东北党再次焕发出生机。[21]当然，这一过程中的指导文件（如“一二六指示信”、《八一宣言》等），属于中共代表团的集体产物。[22]但也应看到，中共代表团1935年发往东北的“六三指示信”及此后解散满洲省委的举措，固然出于对东北当地游击形势的判断，但也包含肃反扩大化的恶劣因素，这对东北游击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3]

　　
此外，论者还普遍指出，在指导统一战线政策制定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共产国际外，也应关注中共对于团结抗日问题的自主探索，共产国际及王明在统战政策上的摇摆和反复，“上层联合”的可操作区间较为模糊，以致双方各取所需。中共对共产国际以及中共代表团的主张并非简单复制，而是呈现了“共识-分歧-共识”的动态变化，本质上殊途同归。[24]

　　
在关于政策设定的讨论之外，还涉及对王明在全面抗战初期言行的评价问题，尤其是如何认识长期以来作为王明“右倾投降主义”标志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法及王明领导的长江局成为研究重点。

　　
杨奎松在有关国共谈判的专题研究中指出，王明在《救国时报》上发表的文章对蒋介石萌生走“莫斯科路线”有一定影响，而国共谈判本就是双方不断试探和互动的过程。针对国民党在经费与编制上的态度与中共存在明显差距，王明起草了批驳国民党“一个党”主张的公开谈话，且对国民党建立“青年团体”的提议保持了警惕，因此不能认为王明对国民党一味屈服投降。[25]在探讨中共、共产国际与王明关系时，他进一步指出，需要将王明对中共革命的影响放到整个制度机制和关系互动中去理解，共产国际并不主张无条件迁就国民党，其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与中共中央的看法存在共同的立足点，王明在统一战线政策中也强调要注意表明自身的立场。[26]王明认为国共合作是暂时的、最终“中国是我们的”，但关键是忽视了现实中的“实力原则”以致“让步”过多。[27]田中仁与这一基本观点一致，并补充了二者革命思维和斗争艺术的差异——王明对革命日程的设想是先“合作建国”再回到苏维埃革命，而毛泽东则认为关键是抓军队，依靠进步的人民，且未来并非简单地回归旧有革命道路。[28]还有学者提出，需要重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的背景，以及实力相对弱小的共产党在处理已经逐渐发生的国共摩擦中更多的难言之隐，“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亦可能包含着对国民党的约束之意。[29]

　　
毛泽东曾经在延安整风时谈到，“‘王明路线’曾危害过党，差不多可说全党各地都受了影响”[30]，因是事后评价，故对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究竟对于地方根据地的开展有何影响，需要还原至历史情境加以实证研究。赵诺指出，抗战初期“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中央的既定方针，太行党一些领导人虽有不满，也还是大体坚持此路线，“晋中反‘左’”事件便是维护统一战线造成。在文件用语之外，地方上的人事关系、权力分配等问题更值得关注，未必能简单等同于“王明路线”的影响。[31]

　　
关于抗战初期长江局问题，田子渝进行了集中研究，他认为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批评了毛泽东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思想，但在与国民党谈判中，有时毛泽东的让步尺度要比长江局大。王明等人与毛泽东在“保卫大武汉”战略方针的具体理解上存在分歧，但中共长江局很快执行中央指示开展了工作。[32]黄志高认为王明在长江局工作期间，关于统一战线的观点确实来自于共产国际，而对运动战的侧重很大程度上是他个人的意见。[33]金冲及、田中仁均认为需要具体看待长江局的历史作用，长江局在东南、华中等地迅速重建各级组织，大量吸收积极分子入党，还完成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34]论者指出，“在对中共长江局工作的评价上，把错误归王明，成就归周恩来是将复杂的历史简单化了。”[35]实际上，王明在长江局时的认识倾向，博古、周恩来等也在一定阶段和一定程度上存在。[36]

　　
但是王明在长江局期间，确实在组织关系方面出现了一定“独立性”倾向。[37]李东朗认为，王明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的右倾主张有消极影响，但危害没有那么大，《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强调“确定和普遍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和七个“统一”总体上与中央一致，其关键问题在于组织上闹独立性。[38]李勇以长江局发表《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193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1938年3月1日）未报中央审阅答复为例，指出王明闹组织独立性的表现。[39]齐辉、王雪驹从长江局期间《新华日报》的政治、军事报道出发，认为王明负责长江局在新闻宣传上与中共中央的决策产生巨大分歧，直接影响了中共在国统区的抗日宣传工作。[40]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王明任长江局书记期间对于东南和华中地区抗日游击战的开展究竟产生了何种影响，还值得进一步细化考察。对于项英是否奉行了王明“右倾路线”，目前已有较多研究加以疏正，研究者亦多主张重点关注项英和东南局的具体作为而非路线问题。[41]而王明更注重统战而非斗争的倾向，对部分地区党组织，如湖北省委、鄂东特委发展时机和开展规程究竟产生何种影响？相关具体研究仍较为缺乏，亟待进一步深入。[42]

　　
总体来看，既有研究基本认为，王明在长江局时期做了一定的有益工作，在坚持抗战、国共合作和保持中共组织独立性等原则性问题上与中共中央总体一致，且需要考虑到长江局位于国共谈判最前线的特殊环境，很多提法亦是长江局集体决定。但需要承认的是，王明在长江局期间在形势估计、军事策略等具体认识方面与中共中央存在一定分歧，尤其在组织关系等方面犯下了严重错误。[43]

　　

　　
二、纠正王明错误与毛泽东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与巩固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认识毛泽东的政治遗产成为重要主题，在学界，深入对毛泽东的学术研究成为热潮，党史亲历者的回忆录和日记笔记等资料陆续公布，为党史研究学术化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是如何认识并纠正王明错误、确立与巩固党内领导核心地位的？延安整风的缘起和历程如何？王明错误是怎样一步步定性的？这些都成为了学界关注的热点论题。

　　
部分学者认为因大多数同志尚未认识王明错误的实质，遵义会议上没有批评“左”倾政治路线[44]，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有计划有步骤地领导了一场彻底清算王明教条主义的斗争”。[45]相关研究具备一定的基础，但不乏“倒放电影”之感，似乎纠正王明错误完全是有预备、有计划的主观进程。张继福较早对遵义会议“来不及清理王明‘左’倾错误”的传统说法进行了反思，他指出，遵义会议时不但没认识到博古的错误是王明“左”倾路线的继续和发展，甚至还没认识到博古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至少在六届六中全会前尚无“清算王明‘左’倾错误的打算”。[46]

　　
大部分学者认为1938年9月六届六中全会时，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得到巩固和加强，但自王明回国至六届六中全会，党内组织关系一度发生过影影绰绰地“风波”[47]。论者认为王明回国并非共产国际出于强行包办中共服从“统一战线”的意图，甚至可能出自对中共在应对新形势中失去独立性的忧虑[48]，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领导也是肯定并支持的，王明回国时，毛泽东对其并无厌恶之感。但王明此后的作为，不能认为完全没有觊觎权力之心，尤其是其闹组织独立性的做法，一度对“洛-毛”体制造成了挑战，使双方关系蒙上了阴影。[49]

　　
其间召开的若干中央会议为学界重点关注。王明回国后不久，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对于该会议，胡乔木、胡绳谈到“毛主席说他在十二月会议上没有多讲话”，而“王明的讲话在党内传达了，批评抗战初期我们讲独立自主搞过了头”，不久共产国际的指示传来，这次会议幸而是王明“最后一次欺骗”；[50]吴永也认为该会议造成了极大危害，王明在党的核心层实力一度超过了毛泽东。[51]罗平汉则认为在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与王明在统一战线及国共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毛泽东并没有对王明的主张明确加以 “抵制”或 “斗争”，而是采用了“各自表述”的方式。[52]对于1938年3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统说法将之作为王明包办的一次会议，故多淡化不提，不过该会议的召开由长江局集体提出、中央批准，任何人包括王明在内没有在会议上作过什么总结报告，也并未形成决议，《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是王明回到长江局后形成的，这是破坏党的组织纪律性的严重错误[53]，并引起了毛泽东的不满[54]；李东朗认为该会内容虽然有王明右倾主张的影响，但积极因素是主要的。[55]1938年8月，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延安，此后不久，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论者普遍认为这次会议对于平息此前党内“风波”，确认并延续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妥当处理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56]，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全过程看，虽然毛泽东在会议作结论时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提出批评，但这种批评不能说专指王明一人[57]，从此后王明的工作安排来看，毛泽东也并非决定自此便打击王明、开展对“右倾错误”的斗争。[58]

　　
王明形象真正成为“路线错误”还要到延安整风之时，不过这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程。

　　
首先是《六大以来》的编纂和1941年九月政治局会议召开的缘起及用意。传统观点依据胡乔木的回忆，认为《六大以来》是针对1940年3月王明重印其“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59]黄江军从中共领导人文章宣传和出版的角度出发，通过细致研究肯定了这一点，认为在此之前毛泽东的文章得到了广泛宣传、但并未被置于突出地位，通过编辑《六大以来》，毛泽东著作经典化的政治性日益突出、产生了较大的政治影响。[60]李东朗、徐建国等学者则认为，《六大以来》对党的高级干部认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推动整风运动的深入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它一开始并非针对王明，而是为筹备中的七大准备材料，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进一步明晰了对“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61]

　　
伴随着中共党内开始对共产国际指示进行独立思考和大胆质疑，王明的形象逐渐发生了动摇。杨奎松将这一问题放置于中共与共产国际、国民党关系变动中加以考察，认为1941年初皖南事变是影响毛泽东考虑改变中共与共产国际关系的背景，整风最初矛头指向的是以张闻天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出身的领导干部，而在1941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揭秘”、“诿过”的姿态令大多数政治局领导人感到不满，从而遭到集体的批评。[62]这次会议也被认为是“推动延安整风的关键性会议”[63]。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此会议上，原则性问题的讨论被暂时搁置，王明仅被界定为当前工作存在错误、此前“左”的错误的执行人之一。1941年10月底，毛泽东起草《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只点了博古的名字。故延安整风根源于毛泽东争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战略思维和反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迫切需要，并非一开始即针对王明。[64]

　　
实际上，王明问题是整风过程中逐步提出的。曾经亲历过延安整风的何方在晚年研究中提出，他在很长时间内并未听说过“王明路线”，直到1943年底，中共中央才第一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在极小范围内提过王明、博古的“宗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对于“左”倾错误的评价，经历了从“博古路线”到“王明路线”的变化。[65]1943年，毛泽东方才明确批评“教条主义宗派最主要的是王明”[66]，并在九月会议上得出结论，认为“王明是十年内战时期‘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是执行者与发挥者”。[67]卢毅着重关注到1943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所作报告中，对“王明路线”的批评首次出现“速胜论”一词，此后王明长期被作为“速胜论”的代表之一，不过作者认为相关的论据不一定都能立足。[68]郭德宏指出，在1943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发给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并转各区党委《中央关于〈反对统一战线中机会主义〉一文的指示》中，首次明确批评“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路线错误”，但这一批评尚未形成全党范围的公开书面决议。[69]即便在1945年8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最终表决通过的《历史决议》二稿中，仍然没有点王明的名字，修订版中才正式将陈绍禹作为“‘左’倾路线”的代表。[70]

　　
值得注意的是，整风期间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书面文件严格划分传达范围，主要限于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及周围高级干部内部，基层文件用语、党内基层干部及党外人士对王明问题的具体理解如何变化，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赵诺指出，整风运动期间，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方针被中央定为王明的右倾错误，在整风后搜集、编印的各种文件汇辑中即未发现提及太行党曾长期遵循此政治原则的文献，这和1938年的文件用语有很大差异，体现了“党中央在根据地的具体化”。[71]

　　
总的来看，对王明问题性质认定的变化，既是王明坚持错误、玩弄“两面手法”的结果[72]，也与党内中高层对历史问题的反思深入及处理中苏关系的策略需要有关[73]，体现了应对党内问题的政治艺术[74]。

　　

　　
三、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得失再评价

　　

　　
改革开放之初，有关王明与苏维埃革命关系问题的基本观点和传统党史差异不大，主要从批判其代表的“‘左’倾路线”入手，具体表现为对“关门主义”、“冒险主义”、“拼命主义”、“逃跑主义”及“肃反”等问题的批评。

　　
这一阶段的研究认为，王明“左”倾路线肇始于1930年底王明写作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小册子，产生了恶劣影响[75]，共产国际操办下的六届四中全会是“王明宗派”上台的标志。王明本人虽然在此后不久赴苏，但临时中央完全执行了“王明‘左’倾路线”，并在1932年初发表了《中央关于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一贯地坚决奉行共产国际以“第三时期”理论为基础的“进攻路线”和“武装保卫苏联”、“反对一切帝国主义”以及“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使得中国共产党多次失去同中国各派别、各阶层的广大力量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时机；宗派主义路线、“钦差大臣满天飞”、“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经济政策、巡视制度和肃反政策的推行，使苏维埃革命遭受重大损失。[76]因为1934年福建事变的应对错误，红军失去了联合力量抵御蒋介石军队“围剿”的机会，中央苏区迅速易手。[77]在北方地区，1932年召开的北方会议，被认为是“王明‘左’倾路线”在北方全面推开的过程，该会要求北方党组织加速创建北方红军和苏维埃，而盲目暴动造成党组织频遭破坏、对北方抗日游击工作和农村工作产生了危害。[78]“布尔什维克化”的方针更是异变为宗派化的人事政策。[79]四中全会召开后，所谓“立三派”和“瞿秋白派”的干部均遭到批评，甚至被克扣生活费或委派危险工作。[80]1931年后肃反在各苏区推开，产生了严重危害，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更“左”的方针，北方党组织亦受波及。[81]

　　
这些研究涉及的基本议题具有重要探讨价值，但基本上将“王明路线”与临时中央等同起来，认为身处国内的博古等人只是王明意志不折不扣的执行者，苏维埃革命的暂时顿挫主要由于“路线错误”所致，且论证多采用整风及其后的材料。由此看来，进一步透视当时历史情境的研究便显得尤为必要。

　　
这一论题的进展首先表现为对“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概念的疏正。“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最初是莫斯科中山大学1929年6月召开的“十天大会”上出现的一个特定称谓，具体包括哪些人没有固定的说法。据胡乔木的回忆，1943年3月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整风会议上表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经过几次分化，现在没有这个团体了”[82]，该称谓也并未收入正式的历史决议，但在建国后成为革命史叙述的流行名词，泛化为“王明宗派”的同义语。九十年代初期，依然有不少以“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为叙事模式的党史通俗读物出现，多有艺术创作成分。[83]1980年，孙冶方向胡乔木提议对此问题做详细调查。[84]此后有党史研究者指出，“二十八个半”有些并无搞宗派的自觉意识、更无组织关系，且在日后的革命实践中对革命做出过不少贡献，不能将“二十八个半”作为跟王明搞宗派的证据和罪名。[85]2001年，党内老一辈领导人杨尚昆在《百年潮》上专门就此问题发表意见，指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这个流传很广的说法不合事实，也不准确”，实际上并无此种组织，但确实有“王明教条宗派”，但“经过多次分化，经延安整风分清路线后，这个宗派就不存在了”。[86]

　　
与此同时，众多学者开始考察张闻天、王稼祥等在支持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军事、组织路线方面的作用[87]，宁都会议便是相关群体分化的转折点[88]，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组成新“三人团”的出现，对于挽救革命危亡具有重要意义。[89]不再笼统使用“王明宗派”这样具有路线斗争色彩的叙述方式，具体对待土地革命时期中共领导团体内部的人际互动，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在“团体-分化”的视角之外，学界更认识到所谓“团体”内部本身亦有不尽一致的地方。实际上，在博古负总责期间，多有和王明观点相互龃龉的情况，这在1934年前后表现得尤为突出。1932年后，身居苏联的王明配合共产国际的政策转变，逐步对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新的想法，但博古中央依然故我，1934年初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博古对“上层勾结”大加批评，王明却在1934年底至1935年间写下几篇长文，批评六届五中全会的形势估计、福建事变的应对失误、过“左”经济政策和肃反扩大化等问题[90]，故有学者认为，将从1931年10月王明出国到遵义会议前的“左”倾错误“全部算到王明头上”不甚妥当，所谓“遥控中央”明显夸大。[91]整风伊始，认为苏区时期错误主要由博古负责符合应然之逻辑。[92]

　　
但需要承认的是，双方的思想倾向总体一致，且需要考虑双方所处环境的差异：王明身处莫斯科，能够盱衡世界大势，却远离革命前线，其所言不乏“后见之明”之感[93]，且就中共组织关系而言，应负领导之责；而博古身处苏区革命前线，在“赤白对立”的残酷战争环境之中，难免出现激进之举，而其在苏区即将失守之时亦多有反省态度，肯定了毛泽东军事策略的意义；任用军事顾问李德亦非博古个人邀请，而是远东局提议、共产国际批准所致。[94]

　　
现有关于王明与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关系的研究较为充分，但在此之外，王明与其他所谓“‘左’倾教条主义”人物的关系、所谓“‘左’倾教条主义”人物相互之间的人际网络如何，目前虽有部分传记及回忆录提及，但缺乏专门研究，值得进一步讨论。

　　
在“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外，亦有不少逐步转向纠“左”的领导干部，如任弼时1933年5月担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后逐步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的错误[95]，并于1938年赴共产国际报告，在传递中共革命真实讯息、支持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96]学界这些认识的精进，对于客观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还原丰富的历史事实具有重要意义。

　　
在2002年《中国共产党历史》修订版中，不再使用“路线错误”界定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失误，只保留了“‘左’倾教条主义”的提法，在此之后，关于苏区革命的认识出现了相当多新的突破。

　　
黄道炫对于福建事变中共应对方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策略等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通过严谨的考证对中央苏区革命的得失做出了新的更合乎历史的评价。他指出，在福建事变爆发后，中共并非机械固守“关门主义”而无所作为，而是对尽可能保住十九路军这一反蒋力量尚有共识，在军事上也给予了一定帮助。王明所在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注意到闽变反日反蒋的积极意义，这对当时中共中央决策有重要影响。中共欲拒还迎的态度既是谈判常态、更是复杂形势下需要顾虑多种因素所致，在蒋介石派大兵“围剿”、十九路军防线轻易瓦解的现实面前，红军根本来不及实施增援。[97]和传统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缘于“‘左’倾机会主义者”机械地采取“短促突击”、“堡垒战术”的观点不同，他肯定了在应对第五次反“围剿”时，共产国际与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有其效果，但中共面临着与国民党军队实力的巨大差异，方是影响其成败的关键。[98]其肯定了王明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提出民族革命斗争中的统一战线问题、反对具有“左”的冒险倾向的军事政策、积极利用闽变机遇、批评损害中农利益的经济政策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99]，指出在笼统的“路线”阐释之外，中共与其他政党团体力量博弈的现实形势、生存所需的资源汲取状况等因素，则更值得关注。对于尚且年轻、在“裂缝”中生存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苏区革命的实践根本上面临着历史当事人所难以克服的“限界”。[100]

　　
此外，亦有一些研究者对苏维埃革命时期“王明‘左’倾路线”对其他地方党实践之影响进行了研究。如朱兰芝认为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山东省委领导的革命斗争遭受了巨大的损失，特别是“北方会议”前后的武平省委，以大力推行王明的“左”倾路线为名，盲目开展暴动，造成了很大的危害。但值得注意的是，地方党本身对所谓“王明路线”知之甚少，更多地是在文件用语和现实行动中努力跟进并契合于中央的提法，难以称得上深刻理解。[101]这一时期，部分兼有“地方能人”身份的地方党干部维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在组织游击战争、构建社会网络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02]，在地方社会播撒下了“种子”，为此后抗战时期中共的进一步战略展开奠定了基础。

　　
近年来，打通中共革命史上苏维埃革命时期与延安时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之一[103]，如何认识和评价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王明及共产国际推行的“布尔什维克化”方针对中共革命的影响，值得结合具体个案进行深入探究。张永认为，虽然1931年初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掌权的留苏派，由于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给中共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上，还是做出了相当的努力；1932年北方会议召开后中共陆续在华北开始建军、拓展党组织的尝试亦有一定积极意义。[104]还有学者认为，苏维埃革命时期特科系统的活动在奠定人际网络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此外，“柔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离不开“布尔什维克化”所强调的“中央化”和组织正规化[105]，虽然这一时期在实践中未能完全落地或根据需要有所剪裁，但外来规范与地方力量接榫并弥散的过程，深刻地作用于此后中共的政治性格和革命实践。

　　

　　
四、新史料与王明其人其事考证的深入

　　

　　
在从政治史、事件史的维度研究王明与中共革命重大问题的关联外，对王明个体生命历程和思想认知的考察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一批质量颇高的王明年谱、传记等著作，尤以郭德宏于2014年所出80余万字的《王明年谱》（增订本）为代表，其中利用大量原始档案，充分吸收学界有关王明的论著，完整回顾了王明的一生，澄清并补充了若干新的史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106]新出史料的陆续涌现，亦对相关考证的深入有着重要意义。在此谨据相关研究所涉王明其人其事的几个重要方面加以概述。

　　
其一，王明在莫斯科期间的活动考辨。杨奎松根据莫斯科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所存档案，指出“江浙同乡会”并非是王明一手包办、为打压异己制造的事件，实则与旅莫中国学生内部斗争逐渐激化、一些同乡活动的流言愈演愈烈有关；将此传闻当成重大政治事件、鼓动共产国际东方部追查者，并非米夫或王明，实为向忠发，但王明确实是这一事件的“推波助澜者”。[107]马贵凡、郭德宏进一步公布了这一事件的相关材料，后者指出，旅莫中国留学生内部政治关系不正常这一久已存在的背景、苏联激烈的党内斗争是影响部分中共党员命运的重要因素。[108]在关注莫斯科中山大学派别之争的不利影响之外，留苏学习经历对于中共政治文化有何影响？这其中哪些是苏联影响、哪些是在留苏学生的小圈子中自我形成的？[109]目前来看，仅有部分研究涉及这些问题[110]，而还原这一人物群像和影响机制的具体历史细节，也必将推动对王明个体形象认知的深入。

　　
其二，王明是如何得到共产国际“重视”并“上台”的？曹仲彬、戴茂林将王明放在早期共产党员的成长历程群像中加以考察，指出不少人物均是通过出色的翻译能力走向工作岗位、并与苏联结缘，而王明早年参加翻译活动时的人际关系，或对其此后的心态有一定影响。王明通过积极学习俄语和理论、结交老师米夫，逐渐为共产国际所重，其反对旅莫支部的做法，也曾得到很多同学的支持。[111]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与米夫来华扶植有直接关系，但1930年底米夫来华的一个月内王明并不知情；[112]杨奎松指出，王明代理江南省委书记并非米夫的有意安排，而是江南省委内部人事纷争、工作难以维系的现实形势的结果，六届四中全会上，远东局提议的九位中央委员全部顺利通过，留苏学生中仅王明一人加入政治局[113]，且并未引起争议，此后由于部分干部卷入“罗章龙派”活动，王明得以提名进入常委，逐渐成为政治局中重要人物。[114]非常环境中党内职务变动本非次序分明，类比其他党内干部来看，王明的晋升历程亦非极端特例。[115]

　　
其三，王明与中共党内其他人物的关系。不少学者结合新出联共（布）材料，指出王明在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期间，对毛泽东的评价较高，一度协助在莫斯科出版《毛泽东选集》。[116]改革开放以来，大量一度湮没于党史主流叙述的党员干部生命历程得到关注，不少研究或传记认为王明或出于政治斗争的个人目的、或出于对昔日同窗的嫉妒不满，借“肃托”之名迫害了李立三、瞿秋白、俞秀松、周达文、潘问友、杨光华等党员干部。[117]此外，还有不少旅苏中共干部的经历研究阙如，需要结合更为系统的一手档案加以考察。[118]

　　
在此基础上，关注人物心态的曲折性、将人物置于同时代人际网络中加以类比考察，仍有着较大空间。如王明与鲁迅的关系就颇为微妙。传统研究认为王明在鲁迅逝世后积极推动纪念鲁迅、并誉之为“中国高尔基”，体现了其将苏联奉为绝对模范的教条主义态度[119]，但近年来有学者指出，这一称呼也“整合了左翼内部”，成为“对抗国民党官方的强力武器”[120]。不过朱正认为，需要区分王明在公私场合的表态，其主持长江局时反对推荐胡风担任政治部设计委员会委员，体现了对鲁迅不满的真实态度。[121]就鲁迅而论，其在世时对于“两个口号”争论所持态度、未赴苏联考察的表现，一直被认为是抵制了“王明路线”的正确代表，但实际上，鲁迅本人对于苏联“肃托”情况所知不多，这一事实背后或许有着更多隐微之处。[122]此外，如王明与瞿秋白的关系等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123]王明得益于反“立三主义”、瞿秋白“调和主义”中的积极表现跻身政治权力中枢，但其自述曾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反对瞿秋白退出政治局，瞿秋白逝世后，王明所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主办的《救国时报》也对瞿秋白进行了隆重纪念；现实中采取克扣生活费、要求检讨等举措，相当部分是博古中央所为，二者关系的具体细节需要进一步探究。

　　
其四，王明本人的书写及言说。随着王明文章被整理出版，也有部分研究者对王明的理论构想进行了探讨。李红岩专门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形成和争论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王明在其小册子中传播了斯大林的观点，强调在农村“封建残余占剥削关系中的统治地位”，但回避了“城市的社会性质、农村经济是否围绕城市转动”的问题。王明批评李立三只承认“封建关系”、否认中国资本主义畸形发展的事实，但实际上二者均与斯大林一脉相承。[124]王也扬指出需要关注王明这一继瞿秋白之后阐述列宁主义理论的“高产作家”，王明曾在1927年《向导》上发表文章称中国有“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两个前途，1936年王明写作的《新中国论》在政策表述的层面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并没有什么冲突，其晚年的攻击污蔑之词并非理论之争。[125]这一部分的研究需要将王明的言说置于同时代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思想史及中国近代思想史之中，更需要辨别王明的本事与言说、历史当时版本和事后形成之词的差异[126]，既充满挑战，也有其重要价值。

　　
其五，王明的早年活动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活动。这一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郭德宏新编《王明年谱》利用俄文版《王明全集》，以及王明妻子孟庆树整理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等新材料[127]，填补了较多空白，亦提示了不少值得进一步关注的细节，如王明的早年人际往来[128]、王明与土地改革[129]等问题。

　　
近年来，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得到重视。如唐天然从第三国际档案中发现了王明曾于1936年8月27日向第三国际中国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呈报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及托派写给鲁迅的信，其附加的信柬中有明显讹误，对于苏联方面获取真实讯息产生了不利影响。[130]徐元宫通过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收藏资料，指出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非常清楚王明缺乏实际革命经验，为了达到自我目的而人为地夸大事实、甚至编造材料的问题。[131]丁晓平根据从一位民间收藏者手中发现的延安整风时期中共中央关于“王明中毒事件”调查的14份原始材料，还原了“王明中毒事件”的真实情况，指出王明确实曾经中毒，但属意外的医疗事故，并不存在所谓蓄意谋害的情况。[132]由于新编《王明年谱》未能完全收录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国际的档案资料，故进一步挖掘原始史料，仍是推进关于王明生平与思想记载的关键基础。

　　

　　
五、结语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在批评王明是苏联及共产国际的“传声筒”、“教条主义宗派”代表时，大多未曾完整读过王明的文章，而从王明文章中“寻章摘句”服务于“路线斗争”的需要，将王明等同于“坏人”或“右倾投降主义者”，这一脸谱化认知根深蒂固。[133]改革开放以来，王明研究出现了若干重要进展，这在方法论上亦有三点提示。

　　
第一，走出路线斗争史叙述后，结合时间线索和思想语境，历史、客观地还原王明的言论与行止。需要关注王明言行的对象、场合，及与其他中共领导人思想认识的具体异同，这离不开细致的史料搜集、文献排比及版本考证等工作。

　　
第二，在援引“路线问题”评价中共革命的起伏得失之外，更需关注现实形势、力量对比等客观因素的根本结构性影响。对于具有高度理论意识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旗帜正确、思想一致诚然相当关键，亦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粗砺乃至错位。以阶级和民族革命为双重目标的中共从年轻走向成熟、从弱小到壮大，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失误和顿挫，这难以都归咎于王明个体或“王明路线”的影响及危害。

　　
第三，开展对王明的研究，结合原始资料考证还原历史细节相当重要，也需要将相关问题放在整个制度机制、政治文化中加以观察。延安整风中，王明形象几经变化，最终成为“‘左’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自然与现实需要相缠绕，而与此类似者亦不乏其数，根本上体现的是个别叙述如何统一于党的意志的过程，最初意图亦是欲起“统一全党、凝聚人心”的公约数之效。

　　
综合来看，王明或非“大善大恶”者，而更多带有着小知识分子、留苏学生的影子。面对世界革命语境中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这一特殊机制，他紧紧跟随，亦不乏惶惑与摇摆；回归久已别离的国内革命政治，他有着理想化的想象，更多是应对时的窘迫与不甘。投机、敏感、“争口气”、“爱面子”的心态驱使，他做出不少恶劣逾矩之事，而不愿接受深入心灵的反省和洗炼，或是他最终落伍的关键原因之一。

　　

　　
注释：

　　
*程美东教授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共历史重大问题研究”课程时提及，王明问题是党史学界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件，王明的错误也是党史学界和社会大众无所不知的事实。对于王明问题的处理是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历史中很高明、很成功的案例，其基本思路、策略技巧、客观效应，都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建设中的经典。作为一名党史研究者，在了解结论之外，还应基于扎实的资料来了解王明问题产生的来龙去脉、思想轨迹、实践行为及客观效果。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党的历史上形成的三个《历史决议》对王明问题所做的政治结论既经过了历史检验、又极具科学理性态度，深化相关研究正是坚持以三个《历史决议》为基础而展开的，当代研究者深化研究王明问题处理的历程，是为了说明党中央在处理重大历史问题当中所具有的智慧和艺术、党内政治生活文化中积极健康因素的历史经验。这一观点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的指导，在此谨致谢忱。

　　

　　
[1]Ван， Мин.Полвека КПК и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о Мао Цзедуна….